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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崇尚政论，左右舆论，暗地里支配了有关政治的时论。书院的创建者均有在朝做官的背景，并掌握广大的农庄，这些称作“士林”的地方士大夫，不仅随时有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可能，而且通过乡约可以直接控制各该地区的居民。因此，书院既是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地方的政治的中心。

书院的弊端早已引起当权者的关注，到了大院君执掌政权之时，书院的存在已构成对新的王权专制主义的重要威胁。于是，高宗即位伊始，大院君就对书院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止重建和新设书院与乡贤祠；高宗二年，下令关闭了全国势力最强的书院——清州万东庙；高宗五年，明令废陈书院的免税权；高宗八年，大院君授意公布了《书院撒废令》，宣布除74所赐额书院外，其余600多所书院全部关闭。

这道命令引起地方两班和儒生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儒通”的办法向全国发出檄文，选派代表在汉城王宫前示威。大院君毫不动摇，遂派军卒解散集会，把儒生赶过汉江。《撤废今》实行的结果，使全国百姓欢欣鼓舞。但是，书院的残余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并且成为后来大院君失势的原因之一。

大院君的财政税制改革也有一定的意义。由于他较接近社会下层，对“三政”紊乱危害有较多体验。从高宗即位之日起，便通过赵大妃提出了“谨慎节俭”’、“济生民、裕国计、惩贪墨、振纪纲”的建国方针。大院君身先力行，令其叔李载元上疏，声明白动放弃全部免税田产，同时，还严禁宫房及内司官员出没外邑作弊，革除宫房在三南地区无土收税的弊端。

高宗初年，国库拮据，人民不满情绪日趋严重。为冲出财政困，境缓和阶级矛盾，大院君对两班贵族官吏的一切经济特权进行管制，调整各类税赋制度。高宗四年，大院君严令废止地方宫向王室与权门献纳当地土特产的惯例。

大院君企图恢复与加强专制王权统治的种种改良政策，收到一些效果，对改变国家和社会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大院君上述执行的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正面效应微弱，副作用和负面效应却很明显。

大院君剪除了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权，但王权并未得到加强，倒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标榜下，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全州李氏专权体制；他企图压制地方两班和儒生的朋党私议而削减书院，但仍在全国保留了47所“额赐书院”，后来还纵容保守派的儒生反对开化派的主张；他废除了严酷剥削农民的法制，以示对百姓的让步，却为了重建王权象征的景福宫而设立种种新税，结果，完全抵销了微弱的正面效应，造成了国内政情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民怨沸腾、反改革势力乘机积聚，这一切都为自己的垮台创造了条件。

明成皇后4（2）

为了显示王朝的权威，大院君于高宗二年（1865）下令重建景福宫。

景福宫原是太祖李成溪创建朝鲜时，为了彰显王室的威严，在太祖三年（1394年）动工，第二年九月完工，是个以中国的紫禁城为蓝图所兴建的宫殿。“景福官”的名字是在定都之前命名，出自《诗经》中“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这句话。其后，到了景福宫建立满160年的明宗八年（1553），发生火灾，第二年针对火烧的部分予以重建。又过了过了39九年之后，

在宣祖壬辰倭乱之时，再次发生火灾，其后270年间，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由于财政困难，历任国王均不敢贸然重建景福宫。

高宗二年（1856）大院君以赵大妃的名义，下令在原址的灰烬上，重建景福官。在百姓之间，赞成与反对的言论不断此起彼伏，但是对贫困的百姓来说，这样浩大的土木工程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大院君专设了营建都监，负责激励景福官的工程。刚开始，还避免强拉一般百姓参与修建，但是，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发现工程进度缓慢，大院君便决心派人到全国各地，强拉壮丁加入工程。景福宫重建总共动员上百万人力，投入800万两巨额白银。

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费用，除动用国库储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减轻和平均人民负担的同时，向人民征收新的捐税，其中包括向农民征收“结头钱”、“城门税”、“愿纳钱”等等。并且此种征收多为强制摊派，于是名为“愿纳”实为“怨纳”，人民怨声载道，称“结头钱”为“肾囊钱”。

此外，为了激励土木工程的进度，还动员舞童队、农乐队、男寺党牌等慰劳队伍。因此金钱的投入越滚越大，别无他法之后，大院君政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