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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能够带来，却不能被带走。“和平”号过于拥挤的状况，同时也使财政紧缺的俄罗斯空间机构对想在“和平”号上做飞行实验的付费的外国研究者说不行。科学仪器被拉来，研究者乘坐一个狭窄的联盟号飞船返回地球后（联盟号返回装置几乎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容纳三个人，更不用说额外的工具了），仪器仍留在“和平”号上，这只能增加“和平”号的混乱。

在对接五天后，航天飞机准备返回。我和约翰·布莱哈交换了位置，约翰成为航天飞机的成员而我接替约翰的位置成为一位在“和平”号上的成员。

当然，离开空间站意味着与空间站脱开，脱开本质上与对接相反。舱门关闭，检查其密封性。随着在对接环上的钩子松开，在对接装置中的弹簧把航天飞机与“和平”号分离。航天飞机开始点燃助推器来移　动得更远些。助推器特别选择以确保航天飞机以正确的方向移　动。但不要使它的废气影响“和平”号空间站和空间站中灵敏的太阳能帆板。

舱门关闭后，我和两名俄罗斯同伴除了眼看着航天飞机远离我们而去外，没有什么可做的。在空间站上，我们都处在自由飘浮模式，这意味着所有的“和平”号的操纵喷气装置关闭（在一些情况下，它们很少被使用）以避免一些无意地失火。一个无意的失火可能使空间站在不合适的时间里产生扭转，两个运动的航天器脱开是很难完成的。

远离空间站大约400英尺时，亚特兰蒂斯号的导航员布伦特·杰特（他的真实名字）从迈克·贝克手中接过控制键开始环绕“和平”号飞行，在最终启程前环绕两周。

当航天飞机启程时，我拿着我的照相机，在不同窗口移　动，拍摄了一些世界最先进的航天飞机远离“和平”号的绝对惊险的照片。我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航天飞机如何在持续振动中飞行。

当亚特兰蒂斯号点燃助推器时，我发现助推器从喷口中发射出大量羽状物，羽状物是螺旋的，眼泪状的，从航天飞机的三个不同的助推器口中喷出，两个在后一个在前。我不停地给航天飞机拍照，把地球作为拍照的背景。我拍了很多胶卷，我知道必须等待五个月后才能看到结果。几乎被航天飞机悬垂在地球上不可置信的景象所折服，我知道如果照片与我看到的相符的话，照片肯定会成为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我盯着窗外，直到亚特兰蒂斯号在几百里之外看不到为止。随着地球变暗，航天飞机显得更加突出，因为它的高度允许它能够不停地从太阳获得光线。我最终看到远离的航天飞机像一颗明亮的星星，位置很低，接近黑暗地球的边缘。然后，亚特兰蒂斯号也闪亮地进入黑暗中。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感到极度孤独，斜视着窗外，做无效的尝试想再次见到亚特兰蒂斯号和我的宇航员朋友们，但现在亚特兰蒂斯号他们已经远去了。我关闭了窗户的盖子。我在“和平”号上的生活已经开始了，现在只剩下我和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只能靠我们照料自己了，我们远离了家和地球了。

10。在“和平”号上的第一天

从墙上松开自己，墙是我睡觉的场所，缠绕成一个垂直位置（我经常在墙上头脚倒置地睡觉），我将飞向休息室。

我很快地调整了在“和平”号上的日常生活。瓦列里·科尔尊和萨沙·卡列里在我到之前，已经在“和平”号上度过了五个月的时光，离完成他们的旅行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都经验丰富，已经有计算“返回地球日子”的想法。在他们度过的五个月里，“和平”号相对运行良好；这里没有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没有生命受到威胁的局面出现。日常的修理足以使他们忙碌，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击垮。

瓦列里·格里高里耶维奇·科尔尊是我在星城遇到的所有俄罗斯宇航员中较美国化的人。他四十多岁，面目清秀，他经常用英语说话，经常大笑，有喜欢妇女的倾向，他很符合一个已婚男子的形象且有一个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是前任的军队试飞员，1987年开始与俄罗斯宇航员一起工作。十年后，他做了他的第一次太空飞行。

41岁的阿历克山大·“萨莎”·尤里耶维奇·卡列里，看起来像一名奥马尔·沙里夫，在1987年以一名民用工程师的身份被选拔加入俄罗斯宇航员队伍。在1992年曾在“和平”号上进行他的第一次太空飞行。他表情严肃、说话温柔，但是很友好；他被妇女所羡慕，但他是一名专注的重家庭的男人。

我的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