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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自己的个性，尽管他在夜里仍旧会醒来很多次。我将会想念他。今后我儿子将会有更多更快的变化、发展、成长。但我将不能呆在他的身边。

而凯瑟琳正怀着我们的第二个小利宁杰。她怀孕的大部分日子里，我都不能陪着她。我想到了她将独自去就诊，做超声波时没有我在身边。我不能取笑她见长的腰围和突如其来的好胃口。

我将会错过感受孩子的第一次踢打。

离开地球、离开他们的日子，将会是一段漫长难耐的时期。

隔离与受限对我而言，并非是一次全新的经历。我在美国海军服役已将近20年。在此期间，我曾坐船出海，在城市规模大小的航空母舰上生活。但我也曾乘坐狭长的巡洋舰在地中海里穿梭，跳上平底登陆船，既而进入太平洋中令人生厌的随时备战的美国潜艇，甚至悄悄下水进入康乃狄克海岸的带有核弹道导弹BOOMER的潜艇。我曾是印度洋中一个方圆三英里的马蹄形珊瑚岛迪戈加西亚岛上惟一的内科医生。这个岛上有一个临时机场，一些临时军营和一个小诊所。

礁湖里寄生着大量的印度洋鲨鱼，但那里的水下通气管却相当不错。到处长满了香蕉树和可可树，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一个船只遇难的水手。

我还得研究与长期隔离生活有关的心理问题。在圣地亚哥的海军健康研究中心，我的办公室与一位研究隔离生活的世界顶级专家——宫得森医生相邻。他半退休，看起来有些像教授，一生都在研究在南极过冬的科学家与海军支援部队的精神反应。很多人不能很好地适应与世隔绝的生活。许多人精神崩溃，有的甚至得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启发性工作为预期与尽可能地防止宇航员在长期的宇宙飞行中出现类似的情况，提供了视角。

根据心理测验，并经过在南极多年收集的数据证实，宫得森医生设计了一种预言哪种人能很好地适应隔离环境的方法。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向我谈起，过去在类似的隔离环境中的经历，是将来在其他环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言者。当我入选成为一名宇航员时，他告诉我，我的学术背景、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性格特征，都使我成为这份工作的合格人选。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想到我将会离开地球超过十天这一标准任务期限。然而，我记住了关于我能承受和平站上隔离生活的评语，并当作某种暗示。

另外，我也关注老一辈探险者的经历，他们在类似环境下隔离的时间比我将离开地球的时间要长得多。面对早期航海的危险以及惟恐从地球边缘掉下去的忧虑，他们仍勇敢地出海去寻找新大陆。既然他们能够做到，我也能够做到。

完成太空使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包括技术和人力。那是些极其昂贵的工程。抵达“和平”号空间站的火箭，连同火箭中的宇航员都必须在非常严峻的条件下，表现得丝毫不差。

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技师们，不停地测量“和平”号空间站上的组成部件的温度、压力与运行状态，以确保在系统全面瘫痪以前，探察出所有设备中的毛病。同样地，一组医学专家——飞行外科医生、精神病专家、心理医生——持续地监视着身处遥远的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尽力避免他们出现人体机能的故障。

当我觉得自己准备好除了两个同伴之外，在完全与他人隔离的情况下生活与工作时，我仍为自己大大低估了在一个远离地球、远离人间的环境中生存的压力而大吃一惊。隔离在任何方面都达到了极至。这是生活在珊瑚岛上或是潜艇中都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不禁疑惑老一辈的水手是如何忍受海上孤单的生活的，我应该用什么策略来想像人们在南极越冬的经历，这些都得不到合理的答案。

我们被隔绝了。所有责任都落到了我们自己身上。科学家们耗费数年时间设计的实验，依靠我去正确地实行它们。对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再没有进一步的帮助，没有建议，也没有快速的答复。必须由我及时作出决定。实验与关键性的修理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

连续几个月，我看着两张同样的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谈话内容变得陈旧。我们发现对早已说过的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补充的了。没有新的消息。家人和朋友都在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却触摸不到的遥远的地方。我们日复一日地吮入脱水食物。

“和平”号空间站的环控与生保系统，即设计来维持居住环境的系统，不定时地运作。无法呼叫修理员，无法运进修理部件；全凭我们的智慧支撑。任何时候，我们三人中都必须有一个人掌握处理任何事务的技能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