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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的硬通货，为俄罗斯企图保持空间计划的继续进行。失败就做不成好交易。在前进号差点儿与“和平”号相撞的事故发生后，俄罗斯人，就像他们在“和平”号失火之后所做的一样，试图再一次通过误传与掩饰，使美国宇航局与新闻界对此事一无所知。不幸的是，一旦与这类事件相联系的安全考虑与侵犯行为没有被公开，其他类似事件，就有可能被重复。

或者是变得明智了，或者是前进号再没有足够的燃料尝试另一次对接，俄罗斯飞行控制者决定不再尝试特种飞船到“和平”号上对接。或许，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决定受到了我早已告诉美国宇航局在俄罗斯的分队的，基于安全考虑，根据现有程序，我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这一事实的影响。我猜想，他们知道我会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对接尝试，除非上一次几乎相撞的试验被完全查清楚。无论如何，前进号飞船已经脱离轨道，在重返大气层的火球中销毁。瓦西里特别高兴——我能够感觉到他如释重负——当飞船不再追随我们，永远地离开之后。

美国宇航员米歇尔·福阿莱作为我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接替人，五月末到达，加入瓦西里和萨沙成为新的空间站成员。在米歇尔达到与我返回地球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俄罗斯方面又决定使用同样的手动控制后备系统让一艘用过的前进号在“和平”号上对接。他们必定觉得这次那个没有冗余的录像屏幕会正常工作，轨道也会万无一失。也许他们认为我现在已经回到地球，剩下的成员中再没有谁会怀疑他们的命令。美国宇航局肯定没有提出正中要害的问题，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向俄罗斯方面施压，让他们在另一次对接之前，彻底复查几乎撞击的环境与包含的安全隐患。

我不太清楚，在明显的危险和与此关联的尚未解答的问题面前，究竟瓦西里是怎么被主管者们说服，再尝试这样的对接。我猜想，他们是靠激发他的男子气概，告诉他在同行的眼中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飞行员，并向他保证对其上一次“失败”既往不咎，以此将他逼入死角。

“和平”号上录像的小故障很明显已经修好了，所以现在已经能够提供“和平”号空间站图像。系统的基本缺陷，包括没有冗余和不恰当的距离与接近速度却仍然存在。美国宇航局对这个计划没有提出正式的反对。实际上，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召集过美国…俄罗斯的联合调查来得出上次几乎相撞事件的原因。

电话，或是另一个警报响了。我在哪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环顾房间，我断定自己不再处于太空中，而是在家里。然后，我确定自己是在一张真正的床上，身边躺着自己的妻子，那时正是清晨时分。我摸索着话筒，喉咙嘶哑地说出一句你好。

“杰瑞，“和平”号被撞了。”一位美国宇航局的“和平”号项目负责人从约翰森空间中心打电话给我。

细节很简略，但猜想成员在初始的冲击中活了下来，正努力赶在空间站中的空气全部泄漏到真空的太空之前，将泄漏的太空舱关闭。他们失去全部电力，空间站在太空中失控地翻滚。

至少据控制中心所知，他们还没有撤出空间站。空间站里的气压仍在降低，但根据这位负责人最后收到的消息，他们还在为生存而抗争。我在那里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形；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困境。

我的心在往下沉，我担心着从前的同伴，想像着……不，知道……他们在那里究竟会怎样，我告诉那个负责人，我会马上过去看能帮上什么忙。挂上电话，我握紧拳头，愤怒的告诉尚处于半醒半睡状态的妻子这个可怕的消息。我无能为力。我气疯了。或许是有些负罪感，当我以前的同伴在上面又一次为生存而抗争的时候，我却安全的呆在地球上，我希望——是我发疯了？——我仍在那里与他们在一起。“怎么会再发生这种事？”我一边不断地问自己，一边匆匆穿上美国宇航局的LOGO　POLO衬衫，冲出大门，跑进休斯顿潮湿泥泞的早晨。

我驱车赶往休斯顿太空中心，我想自己真是快急疯了。焦虑是我在“和平”号上也不曾有的。我没有变得焦虑，没有因生活而烦躁，晚上我总是睡得很好。在那里，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返回地球不是个好的选择，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环境。我必须应付危险的局势，为了生存，我必须竭力保持不慌不忙。我是肩负重任的。我是自愿的。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焦虑只会使我垮掉，使我在处理紧张局势的时候效率降低。但是当我开车进入约翰森空间中心的大门时，我的心在狂跳，我祈祷得到好消息，我以前的队友仍然活着。

他们活了下来。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