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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走，尤里·巴甫伦夫已经来到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张纸币，说着蹩脚的日语：“请给我一份《东京晨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伦夫的面部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两尺，如果开枪，显然起不到效果，还有可能会被察觉。要想达到效果，除非站起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保镖马上会作出反应！傅索安叹一口气，只得放弃计划，把报纸和零钱一起递给尤里·巴甫伦夫，冲对方嫣然一笑，用日语说了声“谢谢”。

尤里·巴甫伦夫对女性特别注意，他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张俏丽的脸蛋，眼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居高临下对着对着傅索安审视了几秒钟，开腔问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我来自香港。”她牢牢地记着克格勃专家的关照，不说“中国人”，而说“香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对外都不称“中国”而称“香港”的。

尤里·巴甫伦夫点点头，鼻音重重地“晤”了一声，和保镖一起上了天桥。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懊恼万分地把那份卷着毒药枪的报纸放进了装报纸的帆布袋。此后两个小时，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着天桥上的那几个擦皮鞋摊头，寻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装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机会了。但现在已不能“转行”了，否则定会引起怀疑的。

就这样，傅索安一直到卖完报纸收摊走路，还是没能想出什么方案来。往回走的时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没有限定时间，还有回旋的余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图。傅索安走到拐弯角时，忽然从后面走来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定睛一看，认出是那个欧洲男子。对方开口问她还要提供什么帮助，她说现在不需要什么，但是从今天起每天晚上8点钟都必须去街心花园和她见面。对方连连点头，说着英语：“明白！明白！”然后迅速离去。两人接触不过十秒钟，在旁人眼里，这是一次生活中常见的问路。

此后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叮天桥下卖报，尤里·巴甫伦夫也每天从她手里买报，他盯着她看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显然头脑里已经在动起了想入非非的脑筋。傅索安对于尤里·巴甫伦夫，就像一个猎手隔河面对着极想猎获的猎狗，徒然渴望而又无可奈何。

每天晚上8点，傅索安准时去街心花园赴约，因为没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个欧洲男于说话，眼神一对，微微摇头便走开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闷闷不乐地从街心花园往固关家走时，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车撞人而引发的三人吵架，她心里突然一动：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

二十四小时后，傅索安和那个欧洲男子在街心花园见面，她向对方作了交代后，问实施起来是否有困难。对方沉思了一会，说“没问题！请您说个时间。”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点50分，请来人看我的暗号行事。事成之后；请安排我立即离开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愿您获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这个日子，无论是号码还是星期排列，都是欧洲人所深感忌讳的，许多人把这类“13”和“一”相逢的日子称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国的风水先生所说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伦夫就是这天被刺身亡的。

这天早晨，尤里·巴甫伦夫和往常一样，在6点45分左右来到阿谷町天桥下，径直走到博索安的报摊前，扔下钞票买《东京晨报》。傅索安送上报纸和零钱时，一双眼睛显露出娇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伦夫见状，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用俄语嘟哝了一句：“真是诱人的东方美人啊！”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语。

尤里·巴甫伦夫走上天桥，在一个擦皮鞋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两个保镖一左一右分站两侧，两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各人一侧的那个通道口。尤里·巴甫伦夫开始看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天他竟一反常态，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点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着，这为傅索安的行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掩护。一只皮鞋刚擦到一半，忽然从天桥下传来争吵声，那是傅索安和两个日本大汉为了对方走路时踩脏了塑料布而引发的。傅索安铜铃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语，马上使尤里·巴甫伦夫辨别出这是谁了，他放下报纸，把脸转向那个方向。就在这时“啪”的一声，傅索安挨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