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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吴荣德听倪炯敏如此这般一说．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说出一句话来：“会是间谍案？”

“如果案情确和曾厚望两次患病有因果关系，那么这无疑是一起间谍案！”

吴荣德向倪炯敏请教接下去应当如何着手侦查，倪炯敏说：“先从曾厚望的治病查起：是谁给曾治的？采取了什么措施？服了什么药？药物来源？给药途径？根据查得的情况再作下一步安排。”

吴荣德说：“好！我马上作安排！”

倪炯敏又说：“为防止打草惊蛇，要给外界形成一个假象：把今天在厂区内调查的人仍抽出去在原定的四处地方进行调查，使人以为今天一天的调查只不过是走过场，应付公安部专家。当然，接着开始的厂内调查应当是绝对保密的。”

“是的。

对“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的调查，根据倪炯敏的安排开始悄然进行。倪炯敏作为一名刑侦专家，所考虑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细致的，他认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历卡，不作病史记载，但是既然用了药，那么就要开处方，而处方上必须有医生的签名。所以，给曾厚望开处方的那个（或者几个）人便是给曾厚望看病的医生，调查就从他（他们）身上开始，当然必须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

“先锋厂”公安处请研究所财务科以“查账盘库”为名，出面对医务室的库存药品、处方等进行检查。财务人员根据公安处事先的指点，把注有“外来人员曾厚望”字样的几张处方暗暗抄了下来。

吴荣德一看，都是诸慧丽所开。情况报到倪炯敏那里，倪炯敏问：“诸慧丽是怎么一个人？”

公安处刘城副处长说：“她是个20多岁的青年女医生，1969年来我厂工作的，先在厂医院当内科医生，半年前才调来研究所医务室。”

倪炯敏眨了眨眼睛：“调她的档案！”

半小时后，诸慧丽的档案袋已经放在倪炯敏的面前。倪炯敏详细阅读了有关内容：诸慧丽，194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矿工，母亲家庭妇女。1949年初，她过继到伯父名下，赴北京随伯父母（亦即以后的父母）生活。其伯父母均系革命干部，分别在水产部和北京市物资局工作。诸慧丽自小学起，一直至西南医大毕业，皆品学兼优，多次获奖，在大学里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1967年，她从西南医大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到1969年3月才分配工作，赴“先锋厂”医院担任内科医生。来厂后表现不错，是研究所行政线党支部委员。

倪炯敏把材料袋装进档案袋，问道：“她结婚了没有？”

吴荣德说：“还没有。最近正在谈恋爱，对方是本厂的一个工程师，和她同年，西安交大毕业的，也是1969年分配到我厂的，表现很好，已入党了。”

“两人谈了多久，关系怎么样？”

“谈了三四个月，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倪炯敏沉思了一会，说：“从这些情况来看，诸慧丽应当没有问题。”

吴荣德、刘城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道：“可是……”倪炯敏打断道：“可是我仍旧认为案件的毛病应当出在医务室。”

“那下一步怎么办？”

“还是盯着那里查，不过要换一个方向，查查他们那里最近是否有人外出过——哪怕是半天。”

吴荣德情研究所劳动人事科悄悄查了一下，整个二月份医务室无人外出。这个“外出”指的是离开“先锋厂”范围，医务室全体人员都住在“先锋厂”家属区，成家了的住公房，单身的住宿舍。

“先锋厂”厂区相当于一座小城，各个进出口都有军人和公安处人员把守，出入都须登记，所以一查就能一目了然。到这分儿上，别说吴、刘两个处长和小唐、小金了，就是倪炯敏本人也傻眼了。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咕。这事怎么着？怎么横查竖查都不着边儿？倪炯敏无咒可念，心烦意乱，他还得每天和北京通电话，向公安部汇报侦查工作情况。这天晚上打过电话，大概受到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