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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判。但是当时我周围的批评气氛根本不是学术争论，很多帽子飞过来，什么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等等，几乎要把我搞成反派角色了。我算是惹了大事，但也因此出了名，到处都知道了有个何农要唱衰戏曲唱衰川剧。现在来看，把川剧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就同当初我们的建议如出一辙吗？

海：看来你的先见之明发表得太早了，那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

何：我觉得很遗憾。我们当初的观点，让不少人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我理解。但是当时如果把重点放在保存方面的话，很多老艺人还在世，可以抢救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二十年后才来做这个事情，很多东西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逝了。而且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保护上面，比花在排演只能演出几场的新戏上要有价值得多。

海：俗话说因祸得福，这话在你的这次经历上也应验了吧？

何：可以这么说吧。工作上我被调到了研究室当主任，不再让我做刊物了。在这个批判过程中，我还是很苦闷。当时福建召开南戏学术研讨会，我得到了邀请，也就出去走走，因此在广东深圳、福建厦门走了一圈。这一趟给我很大的震动，猛地感到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时代了。尽管各地的朋友还在和我作学术交流，但我回视自己，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相当边缘而狭小的空间里，那些帽子、那些批判，顿时变得无所谓。我很清楚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做学术有先天的不足，做一个学术人的前景在我眼里开始淡出了。

沿海走了一个月，回来后我就向院里申请搞“一院两制”，准备自建一个能和经济接轨的研究所。院里不同意，我和同事、朋友等还是成立了四川经济文化改革编委会，挂在院里，开始给企业做报告文学，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转向做经济的开始。

搏击商海的平稳与飞扬

海：那你是如何转向做经济的，是一下子就下了海，还是有个过程？

何：上世纪90年代初，好像最有名的经商模式就是倒卖汽车、钢材什么的。有一个笑话，说一辆汽车在成都被卖了一大圈，又回到最初那个人那儿了，而且所有参与的谁都没有见过那辆车。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也不懂经营，但致富的愿望很强烈，这种现象现在想来其实也很正常。我觉得我去当那种倒卖“窜窜”既没有天赋也没有资源，还是做点自己擅长的东西吧。以前学过画画，就帮人做封面设计；学中文出身，就做书。这些事情虽然做得零零星星的，但也结交了不少人，这和以前在院里埋头研究川剧的封闭状态大不相同。大约是1989年，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一个自收自支的文化研究所，我就去那里做了兼职的副所长，既做《民间文化集成》等纯文化的书，也做企业文化一类的面向市场的课题，如给恩威做道教文化的背景包装。1992年省里批准社科院实行“一院两制”，正式成立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四川分院。这是一个自收自支的单位，当时有三十个编制，主要是解决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但这批编制最后只用了七个，其中包括我和胡志强。当时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放弃铁饭碗。

海：你怎么就能下那样的决心？是对自己有信心还是对什么事情很有把握？

何：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不过下这样的决心主要还是出于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经济潮当时已经成为主流，很多中青年知识分子其实都愿意投身其中，但是人总是不情愿放弃，所以真正能放下已有的东西，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前景的人并不多。我也想多拥有一些啊，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做事一定要纯粹，不纯粹就不可能专注，那连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更不要说去面对不确定的前途了。其实当时的状况对我来说也不算一个很突兀的跳转，毕竟这也是一个研究性质的机构，只是课题不同而已。在这几年中，我们对企业管理、企业战略发展等等知识有了积累，这些积累也为以后向做企业转型打下了基础。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4）

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为自己的转型做了哪些铺垫？

何：1992年，我已经是副研究员了。这段时间我们和很多企业接触，给企业做形象策划、发展顾问。当时CIS刚刚被引入国内，我是最早搞这个东西的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十几家大型企业的策划顾问，这是一个既检验理论也增进实践的过程。

当时的管理分院聚集了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气氛很活跃，各式各样的项目提案、企划层出不穷。这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快的阶段，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接触的行业都很多。管理分院分经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