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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堪称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不过，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12节。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所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二）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的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称颂法国文明时，就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他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是因为：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说，18世纪西方伟大的启蒙学者曾经自豪地宣言，他们所约许的理性的王国将是永恒的真理、正义、平等、人权在人间的实现，那么，在他们的中国学生中，即20世纪初期中国的启蒙学者中，却有人从实践中开始朦胧地感觉到，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了的王国而已。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陈独秀是积极主张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的，但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他就已经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它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尖锐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西方世界中，许多人也感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梁启超）。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发生影响。李大钊就说过：“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不是还应当走这条路，当然就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因为经过这种学习，虽然建立了一个“民国”，实际上却仍然是封建式的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