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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叼着康乃馨的男人”，也是作者早期发表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因为作者的视角独特，立意新颖。写的是一个叫豪尔赫的葡萄牙青年，他在推翻葡萄牙独裁争权后，曾发誓要嘴上叼着康乃馨度过每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即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在全民欢庆新年即将到来的夜晚，他偶遇一位姑娘。青年人虽然并不知道她来自何方，姓甚名谁，便邀她共度美好的夜晚，继而提出一块睡觉，遭到姑娘的婉言谢绝。应当说，这篇故事虽然也属于“爆炸后文学”以爱情为主题的范畴，但与此同时它还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拉美现实生活中更加深层的东西，那就是在这些国家极为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义。在拉丁美洲，这一社会现象既有其历史渊源，又有其现实表现。故事的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了“姑娘沿着树木行走，带着只身一人的女子在公共场所所特有的正经、谨慎、又似乎心不在焉的神情急匆匆地走着，就像孤独是一种难堪，就像所有男人的嘴巴都大开着，要去舔她的脖子或咬她的嘴唇。”故事的戏剧性在于：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从长达四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刻，全民在这里庆祝，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层和肤色，而我们的女主人公还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因为她是没人陪伴的女性，于是她必须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想法，装出朝向一个目的地行走的样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才那样自然地接受年青男子的拥抱。这名男子在法西斯垮台时宣誓；要在嘴上叼着康乃馨度过新年的第一个夜晚。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年青人豪尔赫的进入和他对女主人公的拥抱认定为女主人公此刻又恢复到了男权为主的传统的社会位置中，于是，她不再是一个没有男人陪伴的“另类”，她可以放松自如地呆在人群里了。她几乎下意识地被牵着走，然后，和所有新结识的男女一样，在小餐馆里分享面包和酒，豪尔赫要向女子倾诉自己的快乐，而到此刻我们还不知道女子的来历，只知道她讲西班牙语而不是葡萄牙语，在故事的结尾处我们才知道她是智利人，逃离法西斯统治下的祖国，移居罗马尼亚。对他们俩人相识过程的描写，表现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女性的忽略和漠视。这种“大男子主义”综合症在斯氏的早期作品中是常见的。“但是最终；小伙子什么也没问。”女子在象征“力量”和“权利”的男子面前，自始至终是被动的，卡尔门是豪尔赫欲望的对象，而他完全受自己主观愿望的支配，于是他说道：“我现在就付账，我们回家，你留下和我睡。”按照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的做法，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在相遇相识后，卡尔门是这道大餐的“饭后甜点”，而豪尔赫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安排了这一切。故事中两人的话语并不是很多，这种以“静默”代替语言的手法在作者的作品中很常见，在上面提到的《相好》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点。在类似这样的男女之间感情特别微妙的时刻，爱情成了主人公，而故事中的人物和话语都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话语说的不当，还会“扼杀”爱情。可是，没有话语就没有故事，就没有进展，于是《相好》中的小伙子就在内心独白中度过了和姑娘一起在车厢中的时刻。这篇故事中的女子则只简短地说了“我不想”“我不能”，以不能不顾母亲职责为理由，委婉地回绝了男青年。结局是年青人又返回了女子入住的旅馆，来到了她的房间，但并不是强求女子做她不想做的事，而是一本正经、非常温柔地把那支他曾发誓整个夜晚会叼在嘴上的康乃馨放到了她的花瓶中献给了她，这时他发现，她的花瓶中摆放的也是康乃馨。在这篇故事中，康乃馨也和葡萄亚社会党有关联，该党在推翻萨拉萨尔的独裁政权后，夺得了第一次民主选举的胜利，党徽就是一支红色的康乃馨。此刻小伙明白了，她不是大街上偶遇的风情女子。使豪尔赫改变态度的另一原因是，他从女仆口中得知女青年是智利人，而且她和为数众多的智利人一样，和我们的作者一样，正离开祖国准备移居他国。豪尔赫对她的同情和尊敬之心、对自己曾有的漠视的悔恨之意油然而生。西班牙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戏剧家加尔西亚？洛尔加在他的《血的婚礼》中早已把康乃馨比作“大男子主义”或“少爷”作风的象征。豪尔赫最后说道：“下次，你可要说清楚呀。”这也看出他对待一个受法西斯迫害而逃离祖国女子和随便一个路过此地的旅游者的态度会是截然不同的。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6）

斯卡尔梅达最先发表的作品是短篇故事，它们不但获得了奖项，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而且被评论家认定为“爆炸后文学”。从作者以后的作品，特别是后来陆续发表的中、长篇小说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