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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会曾和云南出版社合作，确定了在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中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出版拉美文学系列丛书。云南出版社为了出版这一系列丛书，花了很大的财力和精力，按计划出版了文学会确认的所有作家的书。从经济观点来看，出版社所获不多，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南出版社在向我国人民推介和宣传拉丁美洲文学作品和作家这项工作上，不但是起到了先驱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且可以说，他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至今为我国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界人士所称道。文学会的很多同志是这套系列丛书的编委，他们慧眼识珠，在那个选题计划中就把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囊括其中。当时确定翻译的作品是作者的中篇小说《叛乱》。我记得拿到这本书后曾匆匆浏览，当时的感觉是没有特别可以吸引中国读者的引人入胜的情节，于是我和当时在我校任教的秘鲁专家胡安·莫里略说了这事，作为拉美文学的资深研究学者同时也是作家的胡安先生对作品和作家本人有高度评价，他不但支持介绍这位作家，还为这本译著欣然作序，对我们后来投入这部作品的翻译工作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从这件事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作品是在那个年代被介绍到中国的，虽然印数不多，印刷质量和用纸都远比不上现在，回顾起这个经历，我还是认为那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拿到《火热的耐心》后，我全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者的两部书的主题虽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但风格、手法却有很多共同之处，我对此是边译边有所感悟。作品于1998年在《当代外国文学》杂志发表。编辑陈凯先老师做了很好的工作，并把书名改成《聂鲁达的邮递员》。

1999年3月得到###国家基金委的资助，我奔赴地理位置距我国最遥远的国度――智利，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拉丁美洲文学。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大学旁听文学课，参加智利文化界的一些诸如文学讲座、作品首发式的活动，我还有幸目睹了后来成为智利总统拉戈斯的风采（在智利诗人一部作品的首发式上，他作为先睹为快的阅读者，发表读后感言），此外，不虚此行的另一个原因是，有机会见到我所敬仰的智利当代当红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作为他两部作品的译者，经和他电话相约后，他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做客。

斯卡尔梅达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富人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区叫拉斯·贡得斯。整个街区的房子都是低矮的一到两层的平房或小楼房。作家的住房是一座两层高的小楼房，外表朴实无华，栅栏门前是一片宽阔的草地，街区周围非常安静，按他提供的地址和号码，我找来找去竟然见不到一个人，只有几条流浪狗走来走去。当我敲开斯卡尔梅达的院门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作者笔下的人物叩响诗人聂鲁达的大门。跑出来迎接我的是作家年轻貌美的德籍妻子诺拉。我和作家一见如故，这是因为正如他的作品表现的风格那样，他是活泼的、健谈的、特别是极其幽默的。我拿住《叛乱》的中译本，和《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也就是发表《聂鲁达的邮递员》这一集送给作者本人，他说，他除了熟悉封面上他的头像以外，中文字他一个不识。他领我参观了他的图书馆，那是一个面积不大但藏书不少的书的世界，当他从书架上拿下《邮递员》一书几种文字的译本时，特别是制作精致的日文译本时，我看着自己的杂志和另一本纸张略显粗糙的中译本，很有“自惭形秽”的感觉。作家夫妇和他们当时只有九岁的儿子陪我在他家游泳池旁的院落中共进午餐，席间，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他从未到过中国，看得出他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是他说他会来中国。辞别时，他除了把《邮递员》原著送我以外，还有不少他发表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他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的集子，早已在市场上绝迹，是弥足珍贵的。就是有了它，我回国后才有可能翻译发表和评论了他早期发表的短篇故事。在他送我的《邮递员》原著的扉页，他写道：“送给李，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你翻译了这本书”。

译者后记（2）

我在智利只停留了短短的半年时间，行前我不想再次打扰作家，只计划打个电话告别，然而作家热情地约我在行前的一个晚上参加他们夫妇参加的在文化界一个朋友家举办的聚会。按照智利人的生活习惯，聚会开始得很晚，晚饭九点后才刚刚开始，内容丰富，量也很大，让我十分惊叹的不止是智利人的好客和健谈，尤其是他们边聊边进食的好胃口，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让我这个中国人自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