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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定期给他开的肌肉注射针剂，对希特勒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作用。每当他感到莫雷尔的针剂起了良好效果的时候，他的神态就轻松起来，说话也更有恃无恐。有一次，他当着我们的面睡在一张长沙发上，喝黎明时分的早茶。他伸展着躯体，绷紧手臂，嘴里含糊不清打着呼噜声。后来，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对我们说，一个男人和他的配偶躺在一起，就这么些简单的动作。在场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这件事情之后，我问莫雷尔医生，希特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是不是给他服了壮阳药。莫雷尔回答说：“是的，我现在给他注射一些新型的激素，使他恢复体力。”

但希特勒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衰弱到了极点，使我禁不住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和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一起。关于他是不是精神失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希特勒在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之后渐渐丧失了某些能力。大家都不敢明说，谁要是稍稍不慎亵渎了第三帝国的偶像，马上就会掉脑袋，但我摆脱不了那个想法。每当我极谨慎地这样暗示莫雷尔医生或者希特勒周围的将军们时，我也被当成了疯子。大家都认为，希特勒虽然越来越脱离这个世界的现实，但仍清醒地跟踪着事情的发展，完全明白他的帝国正在走向深渊、越陷越深，但他顽固不化，太相信自己的使命，这就妨碍他做出势在必行的结论。他依然抱着那个疯狂的希望，翻云覆雨和夺取“最后胜利”的希望。在德国人民面前，他声称这种变化将发生在政治层面。

1945年2月26日，他最后一次给“纳粹区党部”讲话时，向他们重申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念，相信德国的外交手段可以瓦解盟军的统一阵线。过了几天，希特勒在与他的军事专家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让他们朦胧地预感到将会出现“新局面”，因为要使用一些著名的秘密武器。他孜孜不倦地反复强调：“耐心一点，我们要争取时间。”

他想把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变成庞大的天然要塞。可是，当我得知，他已经把柏林青年团的小孩子们都送上前线，去抗击那些已经对柏林形成铁桶包围圈的敌方装甲车时，我深信只有一个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么可怕的事情，一个身心健全的人是做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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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我不想离开柏林；我宁可自杀（3）

有必要确定希特勒的老年痴呆症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只有一直跟随他的那位精神病科医生才知道。柏林沦陷前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我和那些有机会与他接近的人交谈过。那些将军或是高级官员，尽管当时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脑子却是完全清醒的。他们每次走出会议厅，精神好像都崩溃了。他们暗暗地跟我说，希特勒精神失常肯定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的说法与我的想法非常吻合。

从那一刻起，我每次发现他的古怪行为，都会不寒而栗。一想到德国人民完全受他的胡言乱语的摆布，我就觉得难以忍受。我想确切地知道他的智力衰退到了什么程度，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顽念。我再也不敢把我的担忧跟希特勒身边的人说。那无异于自杀。

有一天，我碰巧私下见到国家法庭的一位老庭长，他与鲍曼在司法领域密切合作的时候，我就认得他了。我非常谨慎地向他提了那个问题，想知道希特勒是不是已经丧失理智。他的回答对我就像是晴天霹雳。这个性格刚强、赫赫有名、态度客观的法官，他的心理分析能力是一致公认，不会受到任何事情的影响。他一针见血地对我说了这句话：“是的，希特勒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

1945年4月，我最后一次在伯格霍夫别墅逗留的时候，从另一个地方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在卡尔·布兰特医生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个新闻通报，哥尼斯堡大学一个著名精神病科医生失踪，此消息使德国舆论非常担忧。我已经不记得这位专家的名字了，他曾被秘密召到希特勒的司令部，给希特勒做检查。他诊断的结果是，希特勒必须到一家特别疗养院里呆上一段时间。他很快就被希姆莱召见，然后就神秘地消失了。

我还从戈林那里得到了证实。在他离开柏林的前几天，他叫鲍曼把最近几个月的会议记录交给他。戈林解释说，他这么做，是担心这些会议纪要不久之后会公之于众，使德国人民知道他们最后两年都在一个疯子的领导之下。戈林补充说，希特勒对他本人难以置信的侮辱只能做这样的解释。

可我很难判断，能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