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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云：出事那天，查房时，沙飞告诉主任：“查完房，津主任你来一下。”出事后，我推不开门，在门缝处看见津泽躺着，我用劲推开门，沙飞又从床那绕到津泽那又开了一枪，他跳窗户出去了。我赶紧抢救。以后沙飞被管起来了。听说沙飞态度挺自然的。当时管放射的就津泽一个人。在我经治沙飞期间，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待人和气有礼貌，没架子，容易接近，也能服从治疗。津泽工作勤恳，大家议论，他性情善良，不像日本军人。（1981年7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张富云回忆：出事前一天，沙飞叫警卫员擦枪，朝井里打了一枪。那天津泽主任带我们查房，还有林兆信等人，我们查完房，回办公室，我写医嘱，津泽洗完手，立即去沙飞那里。我刚写两行，就马上跟去，中间隔着两个病房，有十几米，沙飞的病房靠南边，我还没到拐弯的地方，就听到砰的一声，我也没想到是枪声，一直到沙飞病房，津泽横躺着，挡住了门，他个子不高，但很胖。沙飞第一枪伤了津泽胳膊的皮肉。我看见沙飞坐在床上，吃吃冷笑，他站起来，从床边走到津泽跟前，拿着枪对着津泽脑门又开了一枪，第二枪近距离打中脑门正中。我就说你干什么？沙飞当时表情无异常现象，他说他是日本人，日本法西斯曾杀害多少中国人？我喊来人抢救津泽，抬担架去手术室时，他很清醒，他说慢一点，轻一点。子弹取不出来，往里滑，子弹越陷越深。赶快报告北京。第二天北京医院外科专家周泽召来，给津泽做手术，取出子弹，津泽脑水肿、昏迷，几天后正式死亡。津泽死后火化，非常隆重，在太平房外挖一个大坑，用很多柴，浇了煤油。津泽人不错，比较进步，靠近中国，老实、胆小、仁慈，没武士道精神。他医术好，诊断细，对医生、护士好，有威信，新来的大学生都佩服他。我当时不害怕，我知道沙飞不会打我，他恨日本人。出事后保卫部门马上就把他关禁闭了。日本人闹，他们说“共产党光明正大，看你们如何处理”。曹中南政委马上给日本人开会，叫他们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处理好的，安抚他们，日本人平静下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卫校、医院的日本人没再闹事，津泽的老婆没有闹。大家都佩服曹中南处理的好。

原和平医院副院长姜杰2001年回忆：刚出事时，我在走廊看见沙飞，他好像没事一样，对我说，我打死的。满不在乎。开始他关在小礼堂后的化装室。

一定要替老沙鸣不平

时任华北军大行政处长的韩彬（原太原市园林局局长）1987年回忆：提起1949年12月沙飞在军法处关着的情形我就流泪。当时我和华北军大副校长打架，被关进军大军法处。沙飞一进我牢房，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打死日本鬼子了。我和他关在一起。后来因我和他研究对策，如何养病不着急，安慰他，人家发现后，把我分配到三号，他在二号房，但窗子还能看见，白天我给他们读报纸才见到他。他一会笑，一会不说话，但用手指他们，又用手指头，意思指他们要打死我。他失眠厉害，通夜不睡觉，天天看外面，站在窗前能看3小时，也不坐，双手拉窗，笑一笑，吹泡，吐舌头。连鞋也不穿，胡子很长，整天拔胡子，翻白眼，有时凝视一个东西长达30分钟，我们穿公家发的布袜、拖鞋，不让系裤腰带，扣子扭下，不让用筷子。他有病不能吃小米饭，我把我的大米饭给他，他喜欢吃鱼、狗肉，给了他一个锅，让他自己做，他几次自己做鱼，有人提意见，怎么他可以随便吃鱼。站岗的说，聂荣臻给军大打电报，沙飞虽然犯了法，但他有病，要好好照顾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吃，他要吃鱼就给他买。他生活待遇与一般人不一样，吃大米饭、小米饭、面条。沙飞与我说话，看守小刘同情他，扭头，不干涉我们。他多次用手比着拿照相机，让我拍他在窗前，站岗的不让，我也没拍。有一次他上厕所，我正好在，问照相什么意思，他说，这种生活我是第一次，希望拍下铁窗生活。他懂道理、萧洒。保卫部苟（纪明）部长、宋干事、王少斌常去禁闭室看他，山西人严大夫、张冲大夫去监房替他看过病。他走前二三天看到我，用手指指自己的头，不说话，头歪，意即没多少天。

我跟沙飞很熟。我俩1939年在易县认识，他到我部队采访、拍照片，我送他日本帽子、大衣、靴子、烟。我这里还有张家口时我与石少华、沙飞的合影，当时他给过我一部德国蔡司130照相机。1948年我们在军区政治部一块整党学习。

我1920年生，河北人，1931年8月刚11岁，我就跟着在湖北铁路当工人的父亲参加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