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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后，即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36岁的朱瞻基突然驾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诗，彻底划上了句号。

五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在郑和身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暹罗贡使在出使北京的途中，遭到两名广东贪官的劫掠，他们抢走了外国使臣准备进献给皇帝的金银珠宝。正统皇帝没有制止这一事件，致使此类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各地官员都企图从朝贡贸易中分一杯羹，这直接损害了大明王朝与外国的关系，使臣的身影在海上渐渐消隐，皇帝不再得到任何贡品，也吝于赏赐任何物品。

如同朱高炽在继位的第一天就下了一道禁海令一样，英宗朱祁镇刚一登基就下令各船厂停止造船。罗荣邦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记录了明朝海上实力变化的数据：在郑和航海事业之初，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只，仅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只船组成的船队。及至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浙江的船只数量已经下降到不及原来的一半。到15世纪中叶，该省船队仅为原来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皇帝下令，“军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此前两年，姗姗来迟的达？伽马正沉浸在他率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抵达古里的荣耀中；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使擒拿”，此前三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龙江船厂在短短二十年间已经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李昭洋主持这家国营船厂时，发现连当年郑和船队宝船的数据都不存在了。①也就是说，关于宝船的尺度问题，不只在今天被学者争论，在当时，就已经成为悬案。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被大明王朝自行销毁，此时的皇帝或许不会想到，他心目中的那些番国的船只，正在被他让出的海域上进行艰苦探索。

事情或许还有转机。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宦官汪直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重燃中国人扬帆海上的热情。兵部尚书项忠入库查检旧案，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居然已经不翼而飞，那时他还并不知道，兵部侍郎刘大夏已经先下手为强，擅自销毁了这批文件。项忠在盛怒之下对主管官员进行鞭苔，责令他三天之内找到遗失文档，但仍然一无所获。项忠问：“库中案卷，宁能失去？”此时，刘大夏才向他的顶头上司阐明了销毁档案的“必要性”：“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②刘大夏很可能是郑和航海日志的最后阅读者，可惜我们没有他那样的特权，也就永远无法知晓有关郑和航海的所有秘密。刘大夏滥用了他手里的权力——他并不认识这些档案的价值，相反，它们加深了他对郑和的愤怒与恐惧。

对于航海，英国女王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郑和档案惨遭销毁的17年后，大不列颠女王签署一份特许状，宣布殖民者享有英国自由公民的所有特权，此后，英国人不再盲目地向外冒险，而是积极建立永久殖民地，为未来的日不落帝国开辟道路。支持海上事业，成为欧洲各国王室一本万利的投资。

六

故事以禁海派的完胜而告终。从某种意义上说，郑和在远航的途中悄然离世，并且被埋藏于海洋深处，应当说是一种幸运，否则，他的身后之事将不堪设想。

当我们寻找中国由强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中国在15世纪的巨大变化。1840年发生在中国海岸的东西方对抗只是结果，而不是起因。但当时的刘大夏之流不会意识到他的举动在三个多世纪后引起的恶果，那时的他正沉浸在维护王朝利益的责任感中。郑和的航海，使中国有机会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思考中国的命运，但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错过了这个机会。这场轰轰烈烈的海上盛典最终以悲剧收场。在刘大夏身后，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的中国最终完成了内陆化的转型。

中国的儒生们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应付科举考试，他们热衷于记诵传统经典，用礼仪教化治理国度，并企图以此来“绥服”他国，和谐共处成为中国人的理想境界。与此同时，进化论正在西方赋予强者毁灭弱者的特权。遗憾的是，东西方相向而行却擦肩而过，郑和与哥伦布关于文明秩序的对话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