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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里，无人喝彩。

一个卖田七的小贩经过我身边，问我要不要买些田七，当地盛产田七，于是我买了一大袋，放入背包，在越南和昆明的不同方向来回张望了一会，往昆明走去。我想我身上还有一千多块钱，应该可以买张打折的机票回上海，回到我的多伦路，我的亭子间，我的岚身边。我将在云海上再次体验有高度的痛苦，正如我曾在讲武堂的深草间体会有深度的痛苦那般：咬紧嘴唇，流一会儿泪，小肚子抽筋，放几个闷屁。最好会有美丽的空姐问我要不要紧，那样，我就能冷冷擦去眼角泪水，缓缓摇头，如同所有历经沧桑的男人那般说：“没事。”我想包里的田七可以分来送给大家，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拿出最大的那块田七送给那个职业道德一流的小姐，以作为我告别童子鸡的纪念。遗憾的是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哪怕是个假名字也好。五月三日我在昆明机场从黄牛贩子手里买到了次日去上海的七折的机票，我打了个电话给太保玛丽娅，意思是痛苦完毕，不虚此行。电话那头太保玛丽娅惴惴不安地说：“那天晚上我把什么都告诉岚了……没忍住。”

我拿着话筒眯着眼抬头看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

末了她又补充：“谁都没想到，岚把婚礼取消了，前天晚上她来夜总会找我，问你的下落，我说你去昆明了，至于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她就一个人喝酒——真货。”

我啪地挂了电话。

五四青年节那天我回到上海，一身邋遢地走出虹桥机场。我搭上巴士，中途换了几辆车，在傍晚时分灰头土脸地回到多伦路。短短十天的出走，在当时的我感受犹如十年。我欣喜地看到李金鱼和赵大饼走来，立刻像久违的老友般和他们微笑打招呼。两个鸟人有点吃惊，冲我点点头走远了，我则沧桑满怀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感到一种温暖。我踏上嘎吱响的狭窄楼梯，打开嘎吱响的木门，亭子间里空荡荡，帘子没了，两张小床合并成了一张大床。我疲惫地放下行囊，心想太保玛丽娅一定又和哑巴吃喝玩乐去了，随即倒头呼呼睡去。梦里我来到医院，发现爷爷非常生气地坐在床上，见到我立刻破口大骂起来，并让我走近一点以便他能用大茶缸子砸我的头。我满心愧疚地走近爷爷，发现爷爷的眼里闪烁着思念的泪花，他边骂“小畜生”，边用茶缸子砸我的头，手法极其温柔，感触非常舒服，我甜蜜地依偎在爷爷怀里，享受着茶缸子砸头的舒服劲……太保玛丽娅就这么温柔地摸着我的头，直到我醒来。黑暗中我静静醒来，看着太保玛丽娅坐在床头，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她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如妖精，若非是个女的，我会怀疑她是一个前世的兄弟找我一直找到了今生。

“岚没没……结婚？”我问。

太保玛丽娅点点头说：“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的，我没想到这件事对她刺激这么大。”

我坐起身，内疚到想死。

“她说她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胡扯，她说她相信十六岁时的爱情。”太保玛丽娅点了根烟，摇摇头，“真奇怪，会有这样的人。”

红色日记本在我脑海中翻动着，我了解对岚来说十六岁时爱情的意义。我起身在屋里来回走动着，我告诉太保玛丽娅我不能太自私了，一定要让岚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她已经三十二了，应该有个Jim这样年纪的对她好的男人做老公。太保玛丽娅对此很赞同，她问我要不要去找Jim把事情澄清一下，以便Jim能原谅岚的一时糊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妥，越描越黑而已。

“我我我必须……消失。”我说，“让时间……来来来恢复一切。”

太保玛丽娅想了想赞同我的想法，“对，一直找不到你她就能冷静下来了。”随即拿出一张信用卡给我，“里面有五千，再多没有了，这次你想去哪里？西藏怎么样？”

我摇摇头，“我不想再到……到处乱走了。”

我起身打开抽屉，把红色日记本和画纸画笔之类装进包里，“我要静下来画……画画画了！”

那天晚上哑巴和智障在鬼楼里庆祝我回来，二楼的地板上放着太保玛丽娅买来的熟食和整整一箱力波啤酒。庆祝直到凌晨才结束，地上散乱着快烧尽的蜡烛头，酒瓶，烟头，以及四个东倒西歪的人。哑巴用目光告诉我爷爷和八哥都好，我放心地拍拍哑巴的肩，一直没问他后来在派出所里遭的罪。对于这点谁都没问，好像有了默契一般，我不想让哑巴觉得我会因他的两肋插刀而不安，这才是兄弟。

太保玛丽娅告诉大家我明天就会搬去吴淞码头处的那个堆放假酒的小空屋，“他要一个人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