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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绿岛监狱的生活，林书扬感慨地说，没有这一段集中营生活的磨难，他今后的道路很可能就不一样了。在集中营里，狱方的迫害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狱方制造的冤案。如在某人笔记本上改动几个字，将原意歪曲，然后以此为名，将那人拉入“碉堡”刑讯逼供，以图诈出那人或他人尚未交代的案情。二是突击检查。即乘“###”不备或外出劳动之机，全面检查营内每个人的床位，一旦发现笔记中有“反动”或不满言论、违禁书籍，轻则以“抗拒改造”为名施以酷刑，甚至处死。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是对“###”施以难以承受的苦役。“###”在集中营里的大部分时间被强迫劳动，不是到山上去砍树木，就是到海边去搬运大量的石头垒狱墙。收工后狱方要检查每人任务完成的情况，达到标准的被认为是合作者，否则难免遭到毒打。然而这样的“合作”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因为无人可以有足够的体力来长期支撑这种“合作”，更何况一个不屈的心灵怎会指挥它的身体去长期屈从特务们的指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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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肃清”乌云密布（3）

1984年底，林书扬成为最后两个被假释的“###”之一。出狱后的林书扬，已由25岁的青年变成年近花甲的老人。不久，他与一位“###”的###结了婚，两颗饱受磨难的心彼此抚慰，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儿女。为了解决“###”出狱后大多没有正式职业的实际生活困难，出狱两年后，林书扬发起组织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有近千名政治受难人参与其中，占整个政治受难者总数的1/3，他被大家推选为首任会长。以“互助会”的成立为标志，林书扬正式投入“反独促统”的运动之中。1988年他参加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筹备工作，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90年参加台湾“劳动党”的建党工作。他一直为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为维护劳工权益而奔走。

此外，包括原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等人也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动谋反”的罪名而遭杀害，其中又以“吴石案”最为典型。吴石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提供蒋军布防机密资料。1949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来台，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谌之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7次，同时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1950年2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盘托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审讯，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

国民党当局滥杀、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人士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字幕就是“通匪者杀”。

台湾学者王欢所著的《烈火青春》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5月14日，宜兰罗东镇上有一户冯姓人家，门口斜倚着几个年轻女孩，这是冯家20岁的女儿冯守娥和她同学在屋前纳凉闲聊，天南地北，还不时传来阵阵歌声。突然，银铃般的笑语戛然而止，少女们抬头望着突兀的来人，对这几个不速之客，冯守娥直觉不妙，好像大祸要发生。来人走到她的面前森然地开口，“冯守娥在这里吗，她人在哪里”，一群人七问八问地就认出了冯守娥。他们说要找她去问话，她只好跟着他们走了。“才一小段路，我看见离我家不远处停了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七八个人，我赫然发现我哥哥也在里头。车上有一个人，似乎被打得不轻，当时他指认了我，我就这样被带走了”。现年68岁的冯守娥回忆着当年被捕的情景。这一去，4个多月音讯全无。冯家亲人不知道这两兄妹为何被捕，也不知道他们下落何方。这一去，怀抱着读书救国理想的少女，被投入黑狱中困锁了10年的青春，而她的胞兄冯锦辉在1950年10月遭枪决。

高雄女中英语教师陈永生因不满“白色恐怖”，向友人说了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但是现在的政策却和孙先生的政策相反，被人检举于1952年被捕入狱，判处死刑。国民党还以“涉共”罪名逮捕钱静芝等35人。1951年，张伯哲等63人被控以秘密结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形式讨论当局施政情况，并以激烈文字张贴标语，抨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