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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势不两立，剑拔弩张。选情对国民党一方不利。道理很简单，与国民党当局对着干已成为当时台湾不少民众的爱好，当局说好的民众偏不说好，对国民党的仇视当然转移到国民党籍候选人身上。国民党籍候选人想赢，民众偏要让你输。

11月19日，星期六。正逢五项地方选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需要选出1318个职位，不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

清晨，中坜国民小学校长兼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本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77岁的钟顺玉和71岁的夫人邱涂菊，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来了。范姜新林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则跟随而来，称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以造成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

此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经发作，就难以收拾和控制。下午4时，愤怒的群众、赶来支持的大学生和围观者已把警察局团团围住。晚７时，情绪激昂的群众冲进警察局院内，8辆警车、60辆摩托车被点燃。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从消防车上取出汽油，浇向中坜警察分局楼下的派出所，放火烧房子。部分民众冲上二楼的指挥中心，警察从后门撤退。10时，军队开进现场，群众继续对峙。到次日凌晨，在当局宣布范姜新林已送交法办、许信良已以超过欧宪瑜8万票当选的消息后，人们才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中坜事件”，引起党外势力对今后斗争方式的思考，出现两种不同的方针。一是温和派，认为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应当慎用中坜式的“街头斗争”手段。温和派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为代表。一是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今的条件下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激进派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这是党外运动第一次出现重大斗争路线分裂，康宁祥系以后逐渐成为党外势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6席。以后党外势力在较长的时期内始终保持“30％的选票防线”。在以上选举中，要数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三人不同凡响，这是第三代党外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开始进入选举圈，并第一次取得数人同时当选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当选和在任内的高层次问政议政，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热情。1978年以后，台湾开始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被视为“台湾政治气候的转变关键”的1977年地方选举的胜利，以及“中坜抗议”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党外势力。为迎接1978年底进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方面挟上年公职人员选举获胜的余威，乘“中坜事件”以后高涨的群众情绪，以新的姿态全面投入新的选战。

此次选举，共有78个“增额国民大会代表”席位、97个“增额立法委员”席位、32个“增额监察委员”席位让各界人士竞争。党外势力颇有信心，意在夺取更多的席位。他们破天荒地成立了全岛性的“党外人士助选团”，全面统筹安排参选、助选事项，以组成最能吸引选民的竞选阵容，排出最能吸引选民的助选活动，对付不同选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

1978年11月18日，还未正式成立的助选团公布了党外的《12项共同政见》，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