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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岛内，完善政党政治制度。李登辉上台后，看到各界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往日存在的蒋家父子独裁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看到最易在社会上获得民心的，也是修正、取消以往的专制体制。李登辉为学者起家，本身没有蒋经国推行专制独裁的资本，还不如结束专制制度，实施“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则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所有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的直接民主选举。因此，李登辉要搞“宪政改革”，必须在逐步调整政治机构的同时，实行“公民###总统”。其次，即使继续实行“国大代表”间接选举“总统”方式，也和第一届“资深国大代表”时期大不一样。在改选后的“国大代表”中，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不会像以前的“资深国大代表”为蒋经国背书那样，为李登辉当选“总统”承担义务；在野党籍“国大代表”更不会选举执政党的候选人出任“总统”。也就是说既然“国大代表”选举“总统”也要冒风险，还不如直接由选民选举，因为国民党在动员、组织、调动选民方面，毕竟要比在野党更有成效。只要当选“民选总统”，行使权力时力度大增，可以“民意”挡住在野党的进攻，让在野党失去攻击的着力点。既有利于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有利于为由“当然执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化的国民党争取时间。在已经实施47年貌似民主实为专制方式选举“总统”的台湾地区，谁决定“公民###总统”无疑会得到别人无法相比和超越的政治资本，成为台湾舆论所说“台湾的华盛顿”。

对国际，谋取“国际实质独立地位”。李登辉上台后，施政重点有三，分别是岛内政治革新、重新定位两岸关系、谋取台湾“实质独立地位”。李登辉为争取台湾“实质独立地位”和“国际法人资格”，无所不用其极，实施“总统”民选则是其中一项。在李登辉看来，“民选总统”是西方衡量国家主权的标准。按照他的“务实主权论”，“人权包括国家主权以及政治的自主”，“从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看，尊重各地区人权的问题，包括主权的再解释，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很重要的条件”，而“公民###总统”显然是“最高的人权”，只要实行“总统民选制度”，也就拥有“国家主权”，这显然是把具体法律（人权）和立国之本（主权）混淆在一起。其次，“民选总统”是西方衡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标准。一个地区有没有民主，能否实现“民选总统”是主要考察点之一，这显然过分看重了行使民主的形式。因为世界上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实施民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要千篇一律地遵循某种形式而否定另外的形式。第三，“民选总统”容易受到西方的认同。第四，如果当上“民选总统”，可以从西方得到更多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亲台势力对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地区出现的政治革新思潮，十分欣赏，如果实施公民###“总统”，无疑是向西方亲台势力提供了最好的广告宣传。西方亲台势力一方面借此宣扬台湾已经实行“民选总统”，应该是“主权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借此大做文章，大肆宣扬台湾所谓的“民主成就”、“政治改革奇迹”。对于李登辉来说，也可以凭借“民选总统”头衔，凸显台湾“事实独立”，有利于到国际间活动。

对大陆，宣示“分裂分治政治实体”。李登辉上台后处心积虑、妄图解决的就是台湾与大陆划清关系问题，并为此做出一系列动作，声称四百年前台湾是“无主的土地”，“中国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国民党是一个外来政权”，“中国从未在台湾收过一毛钱的税”。在李登辉看来，无论是理论上解释，还是现实中落实，无论是反复声明，还是行动中抗拒，要想宣示台湾拥有“独立主权地位”，要想宣示“中华民国在台湾”，只有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天然脐带，取消国民党当局逃台后带去的以“统一的中国”为核心的政治象征，将建立在“一个中国”基础上的“中央民意机构”和政治体制加以篡改。其中，最为关键的无非就是变更最高领导人产生方式，直接在台湾地区由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也就是说李登辉不想当从蒋家父子手里继承、以“中国”为主体和内涵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总统”，而是要从体制上确定海峡两岸为“分裂分治的政治实体”，确定“一个分治的中国”。其次，借“民选总统”来彰显所谓祖国大陆为“不民主地区”。台湾当局无数次地攻击大陆政治不民主，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刻骨的仇恨。第三，借“民选总统”来掩盖破坏两岸关系的罪名。李登辉一直缺少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他之所以在大陆政策上放宽一些限制，并非是为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