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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工程型”。这是“立法院”内最传统、也是最典型的政商利益输送模式。小至“立法院”的办公用具，大至军事或民用重大工程，可以说都是“立法委员”争取承包的对象，其承包金额从数十万、数百万，到数亿元不等。不过，“立法委员”承包这些公共工程业务，大都不以自己的名义承包，而是以亲朋好友的公司，甚至空头公司承包，间接从中获利。或者承包之后，再转包给其他小承包商，自己抽取１５％—２０％左右的佣金收益。可以说许多“立法委员”或多或少都曾涉及承包官方工程业务，只是其承包方式、性质或介入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掮客买办型”。这类政商勾结模式，是指运用“立法委员”名义，或明或暗地充当商人的代理人，或居间媒介政府采购案件，以便从###利。其中以代理军方军火或大宗物资采购案的利益最大，动辄数亿、数十亿，利润相当高。熟悉台湾情况的外国军火商或贸易商多寻求“立法委员”担任在台联络人或顾问。这些“立法委员”在利益的驱使下，经常穿梭于财经部门与军事单位，扮演说客或掮客。媒介这类采购案件，不仅是为自己开辟财源的重要渠道，也是建筑与公共工程是台湾官商牟利最为严重的领域回馈“幕后金主”（“立法委员”选举时的幕后金钱支持者）的重要手段。

“利益护航型”。“立法院”内利益护航型金权交易极为严重，几乎每一项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法案，背后都会有利益团体在暗中向“立法委员”游说，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法案条款。20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国泰集团的蔡辰洲进入“立法院”后，以家族掌控的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邀请刘松藩、王金平与饶颖奇等人到海外旅游，为“立法院”审查“合作社法”与“银行法”铺路，曾引起轰动。同时，以蔡辰洲为首的“立法院”“十三兄弟会”，曾以2000万元收买“立法委员”，为信托公司利益“护盘”（争取信托公司可经营银行的不定期存款业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利益护航”情况更为恶化。由于来自工商界的“立法委员”不断增加，甚至各大家族企业或大财团纷纷推出自己的代理人进入“立法院”，这些具有工商背景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肆无忌惮地以特权手段介入利益分配，或独揽各项特许经营的业务。如与汽车行业关系密切的“立法委员”，会直接介入汽车进口税的调整，以维持保护税率标准，保障该行业的资方利益；经营钢铁厂的“立法委员”，会联合相关利益的“立法委员”，联手控制公营“中钢公司”的营运计划，间接参与“中钢公司”下游投资企业的“共同经营”；经营证券业的“立法委员”经常反对与阻挠征收证券交易税，或尽可能降低税率，明目张胆联手对证券交易税税率政策提出自己的一套主张与办法；经营银行的“立法委员”则在新设银行的开放标准、设立程序及相关管理措施等方面抢先取得商机。

“共存共荣型”。这类金权关系是指“立法委员”运用法律赋予的监督政府决策的权力，强迫改变现有经济利益的分配规则，或调整官方的财经政策及相关措施，而达到某些特定行业或企业联合垄断经济利益的金权互动模式，即通过预算审查权与行政官员进行利益交换，实现“共存共荣”。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相关财经法案，或“立法委员”与财经官员不定期召开的沟通会议上，“立法委员”游说施压，迫使行政官员接受利益交换条件。政府部门官员为换取“立法院”对法案、预算案或新政策的支持，常常向这些“立法委员”的不正当利益要求妥协，甚至有意施以小惠。关键在于，行政部门在预算受制于“立法委员”审查的情况下，只得被迫接受“共存共荣”的“政治勒索”，以保证自己的官位。

“人头租用型”。台湾许多不正当经营的企业，经常会聘请“立法委员”担任其名誉负责人或挂名董事长，以掩盖其非法或不正当经营，这些被当做人头的“立法委员”从中得到巨大利益。通常办法是“立法委员”担任地下投资公司、非法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名誉董事长、董事或监事，负责向政府部门打通关节，或骗取投资人的信任，以获得“立法委员”薪水之外的另一份高额报酬。

“五鬼搬运型”。这是一种比较安全、可靠、投资报酬率极高的金权交易术。“立法委员”通过利用亲属、朋友名义下的公司，直接与各公营事业投资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合作经营。然后，“立法委员”以其职权及广泛的政商关系，向军方或公营机构低价购入大片土地，再通过合理的法定程序变更地目，其公司资产瞬间暴涨，获得巨额利益。“立法委员”有时通过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