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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是个省城的“穷瘪三”！难道这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吗？赵义同就是这样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会出现　分配方面的某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从整体上否定社会主义的分配体制的。理　论上的糊涂，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盲动。逻辑上的错误，必然会造成思维上的混乱。　赵义同就是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当然，这绝不是他腐化堕落、　走上犯罪道路的全部原因，更主要的还是他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失去　了一个做人的起码品格……

赵义同为了改变自己“穷干部”的形象，为了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开始利用职　权不择手段地、疯狂地聚敛钱财……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不计其数。有了钱，就想办法　去挥霍、去享受。去花天酒地、去荒淫嫖赌……

这种思维逻辑在今天依旧有市场。应该说这是赵义同为自己开脱的一种借口，　可是，至少在目前，这种思维还在诱惑着一些人。

赵义同看完昭陵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有关材料后，特别是知道了林敏、马六　○等人被检察机关逮捕后，便觉得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　赵义同这一夜没有合眼，苦苦地筹划着。

他反复地考虑了这样几种方案：第一，携带巨款外逃；第二，与有关人员订立　攻守同盟，给纪检部门或检察机关查处案件设置障碍，最后达到不了了之的目的；　第三，“丢车保帅”，给已经被检察机关抓进去的人或他们的家属或尚未被检察机　关抓进去的人大量行贿、让这些人成为省城的百万、千力富翁，用钱财堵住他们的　嘴，保住他的问题不被揭发、检举；第四，饮弹自裁，一了百了……　前三种方案，他反复考虑了几遍后，觉得都是行不通的：

第一，携款外逃。现在林敏、马六○等人都先后进去了，他的问题已经彻底暴　露，机场、车站、海关早已接到通知：严密控制“昭陵案”和“林、马案”或与这　些案件可能有关的涉嫌犯罪人员出境。现在再考虑外逃，早已为时过晚。况且，他　本身又是个“特殊”人物，甭说逃往国外，就是出了南郡市到外省市去，恐怕没有　极正当的特殊理由，也是不可能的。说不走，政法机关的侦查人员正在制定抓捕他　的具体方案呢。

第二，与他的案件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也是不可能的事；别的都不说，他　干的坏事太多了，涉及的人员也太多了，谁知政法机关先抓谁呀？那么多人你一个　个订“同盟”去，可能吗？此路也行不通。

第三，给已经被政法机关抓去的人或可能被政法机关抓去的人行贿，那么多的　人先给谁送、后给谁送呀？就是把钱送去了，你就能保证堵住他的嘴吗？再说了，　那些人一进了公安局看守所的大门、一被关进小黑屋、一吃上窝头、咸菜，谁还顾　谁呀？哪一个还不是先保自己的命要紧？这条路也是行不通的。去投案自首？自己　的罪行累累，如果拿“馨竹难书”来形容自己的罪行的话，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按照现行刑法规定：“投案自首”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刑法上讲的，是　“可以”，而不是“应当”或者“必须”；也就是说，“可以”从轻处罚，也“可　以”不从轻处罚，这些法律常识他是知道的。像他这样的人、这样的罪行，能从轻　的了吗？那么，摆在他面前唯一可以选择的路就走——自裁！

想到这里，他仰天长叹了一声：“也罢——”于是，他站起身来，想纵身跳下　楼去，这样，不就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了此残生了吗？可是，当他走到临窗的书桌前　望了望时，见楼下那些专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已经起床，有的在洒扫庭院、有的在　烧火做饭，有的在锄草修花圃……心想，如果他跳下去，有关他自杀的消息岂不是　立即传遍省城乃至全省全国！于是，他又将身子缩了回去，双手抱着头，颓丧地一　屁股坐在沙发上……

既然自杀的决心已下，剩下的就是选择自杀时间、地点和方法问题了。　关于怎样死法的问题，他选择了好几种，比如到郊区跳进滚滚急流的大河，或　跳进几十米深的水库、山崖；拿绳上吊、服毒……反正死的方法很多，他觉得那些　方法都很痛苦，而且也不十分保险，万一被抢救过来没死成，岂不是让人耻笑？而　且那些无孔不钻的记者说不定会编出什么花样的文章来呢，说不定第二天街头小报　都会登出有关他自杀的、可怖的照片呢……最后，他决定远离南郡城去义仁县北部　山区找一个偏僻、隐蔽的地方，用枪来结束自己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