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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人性是自利的，他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针对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也从来不对他们谈起我们的需要，而只是谈到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而且，他的《国富论》就是从利己的本性出发来论述利己主义的利益观的。他主张“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是亚当·斯密也强调“自利”并不等于自私，更不等于贪婪。在亚当·斯密看来，自利或利已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而自私或贪婪会因为追求私利而不惜借助一切手段甚至伤害别人的利益，从而把社会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亚当·斯密还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他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这对整个19世纪欧美各国政府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亚当·斯密虽然赞成自由贸易，认为国际贸易可使交易双方同获其利，但他也认为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自由贸易应该受到政府干预。生产者因为能够运用全球不同的资源来降低自己的成本，因此都正面支持自由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但必须为生产商提供稳定的环境。

在涉及政府的主要职责方面，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职责做出了具体而狭隘的规划。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此外就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国富论》以它严密的结构、深邃的结论、通俗生动的文字及精彩广博的例证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它所包括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与财政学。在该书中，亚当·斯密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在其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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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4）

《道德情操论》系统地论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观念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是《国富论》的姊妹篇。《国富论》说的是经济人，而《道德情操论》说的是道德人。它从道德的高度，阐述了以同情说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论和德性论，其中包含道德准则与道德评价的共同标准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亚当·斯密指出，同情是人的本性，关心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将他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事情的牵挂，即是同情。其实，亚当·斯密是说，同情（利他）与利己都是人的天性。所以他指出，惟有当整个社会的成员都具有同情心、以此当做行为的准则时，社会才会有和谐、安定与进步。可以看出，《道德情操论》提出的问题是：以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一定要用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来协调，人们之间不但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地位早已有定论。身为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与集大成者，他综合了很多前人的观点，并且结合自己的创见形成了较为成熟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奠基人，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经常借人体与社会的类比来说明，自然秩序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且发挥着作用。他指出，人经常会生病，可是在人身上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让身体恢复健康。与人的身体一样，社会内部也存在一种力量，保证与调节社会的运转。对于这种社会内在的调节力量，他经常以“自然”这个字眼来表述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亚当·斯密表示，自然会让他们将资本投在一般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不过，如果因为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