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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死了父亲，死了妻子，打了效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说这一年我只有四十二岁，但头发已经脱落了不少，两龚也开始花白了。由于一切事情都不如意，感到心力交瘁，意态索然，觉得应该是自己生命的终结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

觉得“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的“鹰犬将军”，还是活了下去，同样“凄凄惨惨切切”的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戴季陶，却继陈布雷之后自杀了。

莫道舞刀弄枪的将军们逃的逃，降的降，摇笔杆子的秀才们倒颇有血性、骨气，且听戴季陶自杀前跟另一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了些什么：

右老，我对他（蒋介石）失望到极．点，我已经不愿再见他了。他说我在发神经，其实我看他已经变成狂人，不可救药的狂人！布雷死后，我在他灵前流泪，我说，老陈啊老陈，你走得真快，我也快跟着你来了。你终生替他（蒋介石）拟稿，言不由衷，死不瞑目；我终生为他（蒋介石）着想，出谋划策，落此下场，虽生犹死！

说着，59岁的老同盟会员大哭起来，又苦笑着道：

我过去错误地认为，中共的成功是100年以后的事，我们照样可以安安乐乐地做官，可以及身而免，现在可是两面不讨好，我是免不掉了，我极端反共，但蒋介石已经朝不保夕，连他都这样了，我反共还能反到哪里去呢？

绝望了。

戴季陶和陈布雷都是蒋介石身边的人，太明白国民党是怎么回事儿了。

10月1日是新中国的国庆节，10月10日是日中国的国庆节，又称“双十节”。

10月10日是衡宝战役发起总攻的日子，四野官兵没让往年这个日子都要欢庆一番的那些人冷清、寂寞，用怒吼的枪炮声为旧中国连同它的国庆日，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礼。

其实，1949年的10月1日，已把“双十节”灭掉了。

就轮到把国家推入一场内战，把社会搞得暗无天日，把老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日子的人，暗无天日地没日子过了。

二、“广东大团结”

这年4月，眼看南京不保，国民党政府即“开府广州”。一时间，各部院要员除少数逃去台湾、重庆外，大都奔来广州。这座南国最大的城市，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就顿时”‘热闹”了许多，最惹眼的就是那些奔驰、林肯、雪佛莱轿车了。那时没有电视，市民对从车里钻出来的这些人并不眼熟，可要提起姓名，可是个个如雷贯耳，能吓人一跳。

比起当初天津那“太太集中地”、“难兵集中地”，花城、羊城广州就是“难官集中地”了，当然也是“太太集中地”―这些逃难的大员大都带着家眷。头脑精明些的人，则早把家眷送去大海汪洋中的台湾岛了。

只是无论这些大员那乌纱帽多大，到广州都难玩得转，因为蒋介石早就安排好了。

广东有4300多公里的海岸线，又毗邻港澳，在华中、华南6省中的位置自然十分重要。1948年12月前，作为广东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在这儿一手遮天。淮海战役后，形势危殆，广东地位益发突出，蒋介石走马换将，让陆军总司令余汉谋来广东当了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参军长薛岳任省主席。

余汉谋貌似忠厚，内藏玄机，是那种“扮猪吃老虎”的角色。他早年为陈济棠部下，1936年倒陈投蒋后，钻营有术，颇得老蒋青睐，不然这当口怎能当此重任？但他毕竟不是正宗，就物色个薛岳，与之抗衡。这薛岳是蒋氏嫡系陈诚派系的人，飞扬跋扈，野心勃勃，上任即大肆扩充保安团队伍，自兼省保安总司令。手握军权的余汉谋倒不介意，觉得有这么个人主政也行，可以争得坐守台湾的陈诚的支持。于是，两个实力派人物就大唱起“广东大团结”、“誓死保卫广州”来。

明明“开府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却去了桂林，他在为那个“代”字与蒋介石枢气。直到阎锡山和居正亲自迎接，一副撂挑子架势的代总统，才飞到羊城，坐进总统府。

这回撂挑子辞职的，是行政院长何应钦了。这“行政院长”是何等职位，在可不是怄气的事，得立即动作起来。李宗仁看中的是与桂系关系比较密切的居正，蒋介石则属意阎锡山，一场拉票大战，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

被火上浇油的代总统，把投票时跑去香港安顿后事的几位桂系立法委员，找来总统府痛骂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