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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也15年了。
我早已说过,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十几万字、几十万字的东西,每当快写完了时,就觉得累得快要顶不住了。百余万字的东西也是一样。就知道人的惰性和潜力,都是很大的。
而且,比之拼死拼活从土疙瘩里刨梦的我的祖辈,我的这种劳作方式本身,就已经够享福的了。
如今这世上最累的好像是孩子,即学生。我那时不是这样。1963年中考,一个班考上3个,也没觉得怎么的就考上了。我就读的辽宁省本溪县一中,是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每年招收两个高中班100人,升学率50%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大学门槛了。那时的大学生金贵呀。父母当然高兴了,却在家庭和亲戚、邻里间激不起半点波澜,自己也不觉得怎么的。那时一年一度的高考,校门口没有家长,更谈不上社会总动员般为高考忙活了。那时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也没有“谢师宴”。
1966年6月,就要进入考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了,大学梦从此破灭。读3年书,闹两年“革命”,我称之为“高中本科”。
学校食堂上顿下顿窝窝头,个把星期有顿馒头。馒头不用说了,窝窝头也是能省就省。理化实验室临街有个小新华书店,那时一本书也就两三角钱(像《林海雪原》这样的长篇小说,我记得也未超过5角),用不上个把月就能去那里买本书。最紧张的是钱快攒够的那几天,总去看,就怕早就相中的那本书让人买走了。书到手,那就是我的节日。如今也是吃个半饱,因为吃多了坐到书桌前,胃不舒服。我至今保留着学生时代订的《鸭绿江》、《北方文学》、《诗刊》,还有买的几十本书(大都是诗集),都是这么口攒肚子省的。
1992年秋,从南方采访回来,一堆书信、杂志中,有封中国作协的信,里面是张入会表。
“高中本科”后上山下乡,接下来是35年的军旅生涯,直至退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戎而未投笔的我,只有一个作家梦。那时没大学可考,多少人往军营里奔,又有多少人在文学之路上挤。而这一刻,多少人已经扑通扑通下海了,或者准备下海了,我捧着那张入会表的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除了爱,后来还发现,除了“爬格子”(我至今仍在格子上爬)多少能爬出点名堂外,干别的就算累趴下了,也可能一事无成。而觉得身后有只狼,就是从揣上个作家梦开始的。
如今狼已成了稀有动物。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就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只火把(那也有被狼吃掉的),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上你的肩膀。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就扼住你的喉咙。你两条腿跑不过它四条腿,它两条腿就走不过你了。即便是四条腿,或者还有多少条腿,只要不是饿疯了,对人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待到它累了、放弃了,或是天亮了,或是碰到人家了,你就得救了。
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快。
而无论这辈子有多少只狼在后边追撵,如果没有许多没有任何功利的手帮扶着,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解放军文艺》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复刊的,袁厚春是这份杂志散文诗歌组编辑。我一篇篇往那儿投稿,几乎每次退稿,他都给我复信,指出优缺点,鼓励我,字也写得漂亮。那时我是驻在辽东大山里的一个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的小兵,人家是总政的干部,他说我行,就有自信,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另一个对我帮助莫大的人,是当时的军文化处干事杨庆禄。1973年后,军区举办几次创作学习班(那时不叫“笔会”),文件发到军里,他就给团里打电话,下通知,叫我去。1978年,军区决定每个军级单位编三个编外创作员,后来得知,又是他竭力推荐了我。
当我写着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老部队和军区一些早已离退休的老首长的音容笑貌,有的则走到对面不相识。这是些颇具我们这支军队传统风范、让人想到“党”和“党组织”的老革命,是他们使我得以从事我倾心热爱着的事业。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
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
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学青年,有几多会忘了徐荣街、钱祖承的《接班人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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