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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而且完全是在绝望后的无意中发现的。再送审，这回可是完全、彻底了——时至今日，也不知书稿哪去了。

采访、写作耗时一年多——就得把这一年多也抢回来。

有时就恨不得有一群狼在身后追撵着。

1976年参加军区创作学习班，得名“拼命三郎”。累啊。一个身后总跟着只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你这还叫人过的日子吗？”这话其实是不用别人说的，而我感觉更多的还是痛快、幸福。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从事了自己倾心热爱着的事业，是不能不感到幸福、幸运的。况且，作家这个职业是终身的，别说60岁，七老八十，脑子好用，还能写作，即无“退休”一说。身后总能有只狼跟着，也是一种难得偏得的幸福，或者说就是被幸福追撵者。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不同的个体的不同的感觉。

心里有劲，上楼上不动，我知道得加强锻炼，多活动身子骨。生命在于运动，这话没错，但首先还在于心境。心情舒畅、痛快，感觉挺幸福的人，是累不坏的。

手头这部书稿完成后，或许能轻松点？

如果没把活干好干完，那可是真的被狼吃了。

自1984年写篇东西后，再处理一个题材，就想着把它画个“。”：到此为止了，谁也别比划了。

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很难的。那时还年轻，就有些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却也能激励自己不断进步。就像爬山，把目标锁定在最高点上，用尽最后一口气力也要往上爬。如果目标是半山腰，可能还有力气，到那儿也泄气了。

首先是不惜气力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一览众山小”的超强功力，也不可能“凌绝顶”。就像只有盖间瓦房的材料，什么样的建筑大师也建不成高楼大厦一样。

再一个体会，是不可急功近利。写完一本，放一边去，又一本写完了，再把它拿出来看。作者总是偏爱自己的作品的，特别是一颗心还沉浸其间，被冲动着，更难识好赖。这时对它的印象已经淡漠多了，重新进入，多少也能有点读者的感觉。读着有时会哑然失笑，有时会直拍大腿：这一段怎么写得这么臭呀？

有的已经放那儿几年了，改过几遍了，也不敢往外拿。

最害怕读者买了我的书，没看完，再把我笑话一通。

即便写篇几百、几千字的东西，也要反复琢磨、修改。

有些遗憾是难以避免的，被读者笑话也只能认了，因为水平达不到读者期望的那种高度。但是，不惜气力地采访，写完后再这样冷处理一下，就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少留下些遗憾，使作品的生命力长久些。把自己尚不满意的东西拿出去，那是作践自己，更是不尊重读者。一切都是身外物，能够留得下来的才是好东西。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作家的（而非人的）生命，是在作品被遗忘时结束的。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壮、漂亮、长命百岁呀？只是能否如此这般，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

回头去看，写的十几本书，没有没留下遗憾的。

这一本也是一样。

就期待下一本。

张正隆

2008年8月大连

第一章　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　（一）胜利来得太快

黑土地上的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是1948年11月8日在锦西葫芦岛消逝的。

3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国民党最先闯关东的几个军，就是从秦皇岛和葫芦岛登陆的。衬着蔚蓝色的大海，美械、半美械的军人，黄潮般蜂拥上岸，蝗虫样扑向黑土地。几个回合后，东北民主联军就被赶过松花江，在南满则被挤压在濒临朝鲜的临江、濛江（今靖宇）、抚松、长白4个巴掌大的小县。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大喊大叫：共军兄弟们，你们没路走了，快投降吧！不投降就把你们赶进长白山啃树皮，轰进鸭绿江喝凉水！

那时候，要说3年后的黑土地会变成这等模样，别说国民党，连共产党自己都不会相信。

初冬清冷的阳光下，长春在刺鼻的尸臭中喘出了活气儿。比之枪打炮轰、血火飞迸的锦州，沈阳应该说基本完好无损。在那村镇大多叫做“窝棚”的辽西平原上，打塌的房屋朝天张着大口，烧焦的树木有的还在冒着青烟，东倒西歪的车炮都成了黑糊糊的铁骷髅，胃囊饱满的野狗、乌鸦兴奋地嬉闹、聒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