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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孩子。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婴儿潮的高峰，一个妇女平均生3�5个孩子左右，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跌到了1�7左右，和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出生率大致相当，但美国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呢？一大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是女权运动的高峰。年轻妇女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掌握了避孕技术，而且获得了许多上学和工作的机会。

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学历越高的妇女生孩子越少。比如，1994年美国平均每个妇女所生的孩子已经回升到两个以上（这和移民的生育行为有关，但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但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妇女，平均只生1�7个。有大学文凭的黑人妇女则生得更少。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出生率就更低。以2000~2005年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的孩子统计，中国澳门为0�84个，为世界最低；中国香港为0�94个，为世界第二低；韩国为1�23个，排世界第7；日本为1�33个，排在第21位；新加坡为1�35个，为世界第24位。这些地方，全无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地区的生育率比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方生育率要低得多，乃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原因很简单，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增多，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高度城市化，养育孩子的费用提高，同时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发展道路，摆脱了传统的生儿育女的观念。

中国应该通过给妇女提供教育机会，塑造自愿少生的生育行为。如今的计划生育组织，深入到每个街道，费用庞大。如果把这笔钱用做妇女的奖学金，甚至创建各个层级的女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妇女上大学，让农村妇女进城受教育找工作。这样，中国的生育率可以不通过计划生育政策而自然降下来。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出生率会自然降到日本的水平。其实，降到那么低的水平将引发我们无法承受的老龄化问题，并非好事。取消计划生育，代之于妇女教育计划，也可能在短期内使出生率提高，但从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来看，这样的出生率很快就会回落。五六年内多生的孩子，正好为20年后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提供良性的劳动力缓冲。

所以，现在是人口政策改革的最佳时机。看看战后各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出生率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到了我们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才能达到的水准。这一规律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没有一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例外。特别是韩国，在1955~1960年，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以上，比同期中国的水平还高，但现在下降到了1�23，比我们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低得多。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韩国20年前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人口出生率自然回落的阶段。人口增长仍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恐慌和过度的反应。我们的决策者要拿出勇气，为妇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取代控制她们生育的行政手段，通过市场来完成良性的人口控制。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非改革不足以生存。其实，21世纪的中国，也将同样碰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是这一变局没有19世纪时来得那么戏剧性，因此也更容易被忽视。这一变局，就是中国的人口。

自古以来，中国基本上保持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唯一可能的例外，大概就是罗马帝国盛期的1、2世纪。一些历史学家估计，那时的罗马帝国总人口可达5　000万到1亿。不过，这一庞大数字，包纳了大部分欧洲、撒哈拉以北的非洲，以及近东地区广大领域的众多种族。其宗教、文化、语言都非常不同，彼此联系松散，很难算是一国的人口。退一步说，至少自隋唐统一后，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就再没有受到过挑战。这一地位真正的改变，将出现在本世纪。根据最新人口学家们的预计，在2025年左右，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这一前景，当然说明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中印同属人口负担过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比印度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近1/4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印度，除了经济改革上领先一步的原因外，另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正享受着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不过，当中国从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