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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演员、音乐演奏家、画家、歌剧演员和芭蕾舞演员。我也曾经到英国、日本等国出差，包括带领中国选手去英国参加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因为我对小提琴十分钟爱，这类比赛让我尤其感到兴奋。一些我们选送的参赛者，像薛伟、吕思清等人，后来获得了国际奖项，如今经常在世界各地最顶级的音乐厅演奏。　。　想看书来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5）

英国社会，尤其是外交圈和高雅艺术圈内的人，在礼仪方面往往颇为挑剔。去英国以前，我唯恐自己在衣着和言谈举止上给人一种土气或者缺乏教养的感觉。而在美国，后来我也发现，在澳洲尤其如此——大多数场合，你都可以穿一身运动便装和一双便鞋，没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光。而在面对古板的英国贵族的时候，我不愿意有半点儿含糊。于是，我们说话时会尽量使用大学里学过的那种字正腔圆的标准英式英语，正式场合会穿上最合体的西装。我把这些看做是树立中国新形象和展示中国新面貌的一部分。每当想到自己的工作能够为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作出贡献，我都感到非常骄傲。

到政府部门工作后不久，我便发现，和学生时代相比，如今在机关工作，难免会遇到机关政治的因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以后，觉得需要接近领导，才能获得事业发展和升迁的机会。当时我很理想主义，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不过，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唯一能把握的是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样，也许能通过自己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周围人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如果我能充分发挥自己身上最优秀的潜质——乐观、富有创造力、充满热情，那么，我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我很想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所以我有一种习惯性的、近乎本能的愿望，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希望受到人们欢迎。这些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每年一度工作总结时，每位同事都给了我肯定的评价。虽然我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我对所有事情都是抱着热情去做的，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即使他们让我去拿报纸、领邮件，我也会轻松愉快地去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永远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让我得到了每个人的支持和肯定。我的两位部门领导都是业务型干部，十分重视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我的能力可以说是出众的，而我又有着很好的心态，因此，他们也给了我非常好的评价。

在文化部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派往中国驻海外机构工作。我内心很希望能被派往美国。我时常回忆起在佛罗里达那一年的美好时光，渴望有机会故地重游。美国让我联想到的是飞快的汽车、最具创意的流行音乐、电影和各类艺术。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来悉尼工作。悉尼在我的意识中，依然很遥远。但我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最早是在大学时从一个电视知识竞赛节目上知道，那里有座著名的歌剧院。后来，在电视播放世界各地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过歌剧院的全景图片。有一天，领导询问我对去悉尼总领馆工作有何想法。当时有人跟我说起，那儿的领馆有辆大奔，而我是一个对汽车一向很着迷的人，于是想：“哇，看来我真要有辆大奔开了！”于是，我便欣然同意了。尽管去悉尼领馆工作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挺有意思，但促使我拿定主意的还是那辆奔驰车呢。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澳大利亚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1988年刚好是白人定居澳洲两百周年。此时的纪念活动再次引发有关澳大利亚国家属性的争议。虽然澳大利亚仍然是英联邦成员国，英国君主依旧是它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寻求独立发展的国家，澳大利亚正在进一步拉开同英国这个前宗主国之间的距离。悉尼两百年前是英国在澳洲建立的最早一处用来流放囚犯的殖民点。如今，这座城市却在骄傲地回顾自己在短短两百年里取得的成就。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6）

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到澳洲，让我有一种颇为异样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光是有文字的历史就有几千年了。中国在这几千年里，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朝代，也见证过科技发展和大大小小的文化和社会变革。我们的国家是在经过了这样一种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后，才逐渐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英国人两百年前开始在澳洲殖民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三亿人口。在那以前，中国的茶叶、丝绸和“四大发明”早已传播到世界许多地区了。

澳大利亚和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发展道路。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到一起构成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