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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经过研究，认为A公司的价值，体现在股市上应该是10元/股，那么在股价低于10元（如5元）时他就买进，如果买进后，股价又跌到2元，他就更加买进，而不管外界看跌的评论，因为他认定这股价值10元/股；如果上升到10元，他也不管外界看涨的舆论，悉数将股票卖出，如果后市从10元涨到16元，他坦然地认为：那多出的6元，不是他该赚的钱，因而丝毫没有后悔。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原则，中国人却运用不好呢？是中国人不够聪明吗？

步步高的董事长段永平是个成功的商人，2001年，他移居美国，开始学着以巴菲特的方法进行投资，2003年，以十亿身家名列富豪榜第83名。他曾坦言自己在美国做投资这5年，比在国内做十多年的企业，赚的钱要多得多。

2006年，他以62万美元拍得与老师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他向巴菲特说：自己跟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买股票就像买一个公司的一部分，巴菲特回应道：

“你说的就是我当年学到的，就是这个理念，改变了我的看法，影响了我的一生。”

这说明段永平的投资成功，正是理解了巴菲特方法的精髓，因此不能说中国人不聪明。那么也许是中国股市不适用巴菲特的投资方法？

确实，中国股市是个竞底的股市。

现在我们来分析中国股市部分竞底特点：

A。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民众的投资渠道却异常狭窄，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债券利率，与民间借贷所反映的市场利率相差极大，还要交利息税；而民间借贷虽然回报很吸引人，但风险却不可控。政府正是通过控制投资渠道这种竞底方法，使大量民间资本不得不高度会聚到股市中，公民除了炒股，还能炒什么呢？因此，中国的股市一直市盈率太高，股票的赢利能力太差。　。　想看书来

第一章九、相关案例（3）

B。中国股市的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国有企业解困供款，因此上市不是采取备案制，而是采取审批制，并不是够资格的企业就能上市，上市名额成了一种政治资本，很多包装上市的国有企业，在完成圈钱的使命后，就不顾廉耻地滑向底线，或者想尽一切竞底方法保留自己的配股资格，以充分行使从股市中“抽水”的核心职能。

甚至有人表示：2008年的股灾，将中国大多数中产阶层的钱洗干净了（因为穷人早已无钱可洗，富人的资金在他的企业中运转，也难以洗到），因此社会又可以安定一阵子了。

C。在股市运作中的竞底。当股民们充满信心，股市人气旺盛时，证监会将精明地盘算出竞底空间的大小，加大国有企业上市圈钱的速度和规模。而当人气和信心渐渐被打压到底线时，政府即以政策、资金、舆论等各种方式进行托市，以便让股市休生养息，好进行下一轮的竞底。

D。股民间的竞底。有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的股市实际上是个大赌场，参与其中的股民都在玩搏傻游戏，他们总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傻瓜等在他们后面，会以更加接近底线的价格接收他们手里的股票。

E。股民与政府之间的竞底。当股市低迷，一路下挫时，股民们会不时揣摩政府的底线：“这么跌下去可不得了，要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政府应该出面救市了吧？”而政府非常关心股指的点位，而非股市健康。此时也在分析民众的心理底线“他们还扛得住吗？股指跌得更低一些再出手行不行？那时的收效可能会更大，但继续等下去的风险能够承受吗？”　对于投资者而言，中国股市不是一个市场，而是一个已经制度化了的国家控制之病瘤，穿着市场的外衣。当你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买入一只股票的时候，只不过在赌未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曲线。

在这样一个竞底的股市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方法怎么能起作用呢？他的方法实际上适用于一个竞优性的股市，发现有价值的竞优公司（如可口可乐），然后在合适的价位买下，长期持有，充分分享可口可乐公司竞优战略的成果。

而在中国，首先股民们面对的是一个竞底股市，整个股市的存在，就是为了竞底；

其次，股民面对众多大鳄如庄家、基金，以及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竞底；

再次，中国基本没有竞优公司。在一个竞底的大环境下，即使凤毛麟角的公司能竞优，想竞优，也根本抵挡不住其它公司的“狼性”竞底，从而在中国蜕变成竞底公司。

因此，想用巴菲特的方法，在中国股市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