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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金融市场信心恢复，政府买下的不良资产可能会升值，届时再将资产卖出，就可获得投资收益。

但是，如果政府的买价相对偏高，何以保证将来能以更好的价钱卖出呢？政府又凭什么把所有的纳税人都拖下水，来做这笔“亏本买卖”呢？

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方式确定价格。保尔森提议通过“反向拍卖”来发现价格，也就是由卖方（美国政府）提出要收购哪种类型和级别的资产，买方（持有这类资产的金融机构）竞价，低价者得标。

保尔森强调，拍卖的一大好处，就是为这些不良资产创造一个“市场”：现在各金融机构之所以被不良资产套牢，就是因为这些资产现在没人想要也没人敢要，没有一个可以流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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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华尔街冲击波（32）

一直与保尔森“并肩作战”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以一个经济学者的身份给国会议员们“上”了一堂市场估价课，告诉他们这个方案好在哪里：一个是市场恐慌期的“大甩卖价格”，一个是“持有到期价格”，前者肯定远低于后者。该方案创造出的市场，恰恰能够提供足够信息，确定这个持有到期价格，从而避免现在因为“大甩卖”不良资产推动的“资产甩卖”和“进一步减计”的恶性循环。

尽管“听上去很美”，伯南克所谓的“持有到期价格”还是玄之又玄。詹姆斯？夸克和西蒙？约翰逊的文章中也谈及，这种通过特定模型来确定价格的方式，必然受限于假设条件的设定，很难保证这些假设条件能够适应多变的现实情况。

考虑到资产形式的多样，想必实施时也不会全都按照一种方式确定价格。也许还可以通过政府官员与金融机构谈判。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路易吉？辛格尔斯批评道，政府在资产估价方面会更拿手吗？不会。一个政府官员和一个饭碗快打破了的银行家谈判，谁占上风一目了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评论道，目前市场僵局的真正症结，在于金融体系需要更多资本金。若政府打算为那些金融机构提供资本，就必须给出款人以这些公司的股权，才能保证这项计划成功后收益不会为那些本来要为危机负责的公司高管们独享。他认为，“两房”的接管正是这一模式，而接管后按揭贷款利率的下降，则是这种做法有效性的证明。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多德提出的一套与保尔森竞争的方案，恰恰体现了克鲁格曼的这种想法。

在多德的方案中，政府买下不良资产的同时，也获得该被救助公司的认股权证，这样就使政府（以及纳税人）有权分享该公司未来的盈利；若是非上市公司，则获得优先债权，一旦公司破产，政府也能在其他债权人之前先获得偿付。

保尔森不认为这个方案比自己的好，理由是，以股权或债权为代价来升度这场救援，可能对很多金融机构而言没有什么吸引力，激活市场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并且那些股权被稀释了的公司股东未来追加投资的积极性也会降低。

保尔森也不同意参议员舒默提出的先投入1500亿美元，3个月后再议是否进行下一步融资的提议。因为“药力”如果不够猛，对于重建投资者信心将于事无补。

关于资产定价和公司治理的问题可以先按下不表—保尔森现在面临的是参众两院的议员，要说服他们，“政治智慧”也许更为重要。

议员们质问，那些“华尔街精英”经营不善，酿成了这场金融危机，凭什么要让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场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们—那些华尔街高管在过去几年中不顾风险加剧，容忍公司财务杠杆率一再加大，金融衍生品越做越复杂以致最终根本无法判断其价值建立的根基。市场繁荣时，他们每年获得巨额高薪，如今市场崩塌，就让他们“撑着金色降落伞溜掉，而把巨大的账单丢给普通纳税者”吗？

据此，降低华尔街高管薪资水平在议员中的呼声很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曾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说，那些得到财政部救助的公司的高管，薪水不能超过政府公务员的最高薪酬水平（美国总统年薪40万美元，为全美公务员薪酬之首）。

让议员们极不放心的一点是，这项方案赋予了财政部无与伦比的权力。方案规定，只要财政部长认可，财政部可在该法案生效后2年内的任何时候，通过指定的代理机构开展各种相关资产的交易，只需在交易开始后的3个月内向国会报告，此后则半年通报一次。而财政部被赋予免于受到起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