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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接过梅塞德斯车，把它开进了地下车库。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空着。我们就座，“我们的”侍者来了，我叫了一瓶香槟。然后我走进大厅。古斯塔夫的回电还没到。我给中心分局打电话，找到了鲁瑟尔。还在调查，他说，至今没有什么依据能怀疑某个特定的人。要我三小时后再打电话。依他看，早晨之前估计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新发现。我走回平台，现在平台上满是人，全都在喝着他们的餐前酒。我坐在昂热拉旁边，我们喝香槟。我吃了几粒橄榄和咸杏仁，一边给昂热拉讲博卡的大搜捕以及对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谋杀。

“这越来越严重了。”她说。

“是的，”我说，“我感觉这还远远不是结束。”

她把她的右手放在桌上我的左手上。我打了一个冷战。哪来这种事，我想，这不可能，不可能。

“罗伯特！”我听到昂热拉说，“罗伯特，你怎么了？”

我讲不出话来。

她看到我望向哪里，发出一声喊叫。

“不！不，这不可能！罗伯特，这不可能！”

一阵无穷的甜蜜感让我晕乎乎的。

“这是可能的。咱们俩都看到了。我对你说过，有一天会这样的。现在就是这样了。”

“噢，罗伯特，罗伯特！”昂热拉说。她的声音低成了耳语。她让胳臂贴着我的胳臂。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我们的桌旁，看着她的右手的手背，它就放在我的手上。如我所知，在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右手手背上，昂热拉从童年起就有一块浅斑。它跟其它的皮肤不一样，从来晒不黑。现在，我们俩盯着这只手背。它滑润，到处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那块非常亮的斑已经彻底消失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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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东·迪尔曼说：“发生的一切都有其非常特殊的意义。要我们认出这一意义常常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陷入愤怒或沮丧——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我的先生们。你们不可以这样。我来这里不是用廉价的话安慰你们或者让你们失望。我得到的任务是随时都有可能带给我自己沮丧和愤怒的。但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因为它也有其特定的意义。我想象，一本书里的每一张纸都有两面，也包括生活这本书。它的一面由我们人类写满目标、信心、希冀、愿望和打算；而那张纸的另一面却由命运在写，是隐藏在一切背后的那个意义在写。这个意义所安排的很少是我们的近目标，但它始终是正义的远目标。”他轻轻地摸摸金黄｜色的头发。他高大、强壮，衣着高雅挺括，像名外衣官（他也确实是一名外交官）。他有一张红润的、无比善良的圆脸。他的眼睛和善客气，戴着一副眼镜。加斯东·迪尔曼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是带着特定的使命被派到戛纳来的，现在正向我们公布这一使命。我们围坐在警察局会议室的一张大桌子周围。我们是指警察局长、拉克洛斯、鲁瑟尔、戛纳警察局的五六名负责人、缉税官克斯勒和我。加斯东·迪尔曼轻咳一声，补充说：“尽管有时让我们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这个遥远的目标终将实现。正义最终总会胜利。”

矮小的路易·拉克洛斯声音中带着极大的苦涩说：“您最终胜利，迪尔曼先生。什么时候？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您说，这要很长时间，是一个长远目标。到那时胜利的是谁？不公正？先生，我憎恶不公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发生着不公正，发生了犯罪，而且肯定还会发生。如果我经历不到，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公正的胜利和罪行得不到惩罚，那正义的遥远胜利对我又有什么用？当我就职时，我起过誓，要尽全力追究不公正。我应该忘记我的誓言吗？因为巴黎的大人们跟其它什么地方的大人们商谈过，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它就无效了吗？”

加斯东·迪尔曼平静地说：“我对你们讲过，我的先生们，我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接受我的任务的。我很理解您，拉克洛斯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些派我来的人不是轻易采取行动的。如果对手力量强大，想战胜它，就需要很大的才智。”

这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十点刚过，一个星期五。

加斯东·迪尔曼是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一大早抵达戛纳的，下榻在“卡尔顿”酒店。昨天就通知了他要来。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加斯东·迪尔曼想今天九点三十分在局办公室里讲话。他以他的客气、平静和坚定的方式解释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国际最高层在商谈过此案后认为，戛纳发生的事件、游艇的爆炸、人们的死以及随后的罪行，虽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侦破，但是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