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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很小。

于是，人们纷纷前来交税领票，场面十分踊跃。《清史稿》记载：“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笔者按：一引400斤）。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佣值，全活无算。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

大家注意到了吧，“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就是说，原来的私盐贩子现在改作官盐的生意了，因为一经纳税，所运之盐即为官盐。陶澍指示减少手续，加快流通，又加强对黄河两岸渡口船只的管理，打击运盐道路上的匪徒，便于食盐销售。这样一来，淮北之盐销路大畅，供不应求，后来，考虑到不侵蚀其他产盐区的利益，特地规定了销售限额为46万引。

票盐法使原来淮北垄断盐业的盐商受到致命的打击，许多盐商破产了。花园变成了菜地，成群的仆人也是树倒猢狲散，盐商们用各种办法表达对陶澍的愤恨。扬州盐商设计了一种新的纸牌游戏，增加了一张叫“桃树”的牌，上面画着一个人手持大斧，奋力地砍伐一株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一般是输定了，所以，必定破口大骂。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义愤填膺。

道光一面表示这件事儿令人发指，可以追究纸牌发明者的责任；一面安慰陶澍不要受这件事儿影响，再接再厉。盐商还通过御史向皇帝直接反映票盐法给原来的盐枭带来了利益，甚至举报陶澍把写给皇上的奏折私自出版发表，等等。对此，道光帝都给顶住了，他毫不动摇对陶澍的信任，使得票盐改革终获成功。

淮北私盐绝迹，国家税收大增，超额完成了任务。本来，两淮盐政亏损七百多万两，经济上已经走到了绝境。但经陶澍改革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公历1831~1837年），两淮完纳盐课2640余万两，存银300多万两。这真是一个经济奇迹，而且，陶澍打破垄断，平等竞争，自由贸易，重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思想更为可贵，这是道光朝最有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此后历代政府纷纷效仿，达百年之久。

陶澍决定趁热打铁，将票盐法推广到淮南，但身体日益羸弱，精力逐渐不济，于道光十九年六月（公历1839年7月）去世。道光皇帝闻讯悲痛万分，称他“实心任事，不避嫌怨”，赠“太子太保”称号，谥号“文毅”；同时命令将陶澍的灵柩运回湖南，沿途地方官员必须细心照料。据说，陶澍病重的时候向道光皇帝建议由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道光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在陶澍去世的时候，一个五千年未遇的强敌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上，正对着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政府虎视眈眈，两国之间已经是剑拔弩张。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风雷激荡的新时代，可惜道光君臣还处在懵懂之中。

十六、王朝末路（1）

鸦片战争结束之时，道光皇帝已近暮年，在位二十余年，虽励精图治但始终鲜有作为；年华已逝，精力已然耗尽，暮气沉沉的他望着满目疮痍的大清朝也只能转而苟安。财政危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此时偏偏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银库大案——925万两白银不翼而飞，作为天下身份最尊贵的失主，他该到哪里去查找？战后，夷务纷扰纷至沓来，外国鬼子厚颜无耻、得寸进尺，居然还想进入各个通商口岸所在的城市居住！为什么今天看来一个最无谓的争端会在当时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呢？

【国之鼹鼠，监守自盗】

诗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道光二十三年，道光帝已62岁高龄。多年劳心操持，使他苍老得异常快，此时他疲惫至极，寝食难安。他大概知道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内忧外患使清政府岌岌可危。鸦片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沿海各地复归平静，但举目所及之处无一不是乱麻一团。

此时，道光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持续两年之久的鸦片战争用尽了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清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谚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真是如此。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同时，黄河连年决口，堵决口，救灾民，两千三百多万两白银又打了水漂。

总之，这两三年间，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七千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四千多万两。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道光帝，这个以节俭闻名遐迩的皇帝，心疼得要命啊。但是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花。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一千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清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无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