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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老同路人。你是个卓越的不幸者。我原来想，咱们的友谊长存，但是我想错了，我要再次诅咒那该死的家伙。我将永远怀念你！”他把泥土抛到棺木上。

罗伯特瞧着格拉夫站在那里，这时他明白了：时代变了，那些法律——他曾经依照法律过日子——在圣保利各条大街上越来越被人遗忘了，红灯区的大人物过时了。

莎洛特哭泣。“我们的鲁迪呀，”她轻声说道，同时转身对着卡琳，茫然不知所措，“就这么撒手走了，突然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罗莎丽凑近“金短褂”，后者身着貂皮大衣在严寒中似乎仍旧觉得冷。

“谁知道鲁迪造的什么孽？留下这么个年轻的女人。”罗莎丽说悄悄话，并朝尤丽雅那边看，“她同有妇之夫有过关系，可鲁迪还要同她搞。男人都蠢得很，不安分！”

后记

鲁迪·克朗佐夫死后一星期，一名汉堡市检察官的电话铃响了。该检察官属于汉堡市警察局一个特殊的调查机构，名叫“集团刑事案检察院”，是八十年代末红灯区发生流血的团伙枪战后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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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话后不到两小时，十二名高级警官聚集在位于“柏林门”旁边的警察局四楼安全隔离室，讨论目前的形势。汉堡市警卫局的八名官员受命前往温特胡德城区一个上流社会的居住地址。

接电话后四小时，那位检察官在多名刑警官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律师菲舍尔博士的豪宅。蕾吉娜带着先生们进入丈夫的工作室，菲舍尔正在室内对五大纸箱文件的最后一箱打包。

菲舍尔马上就谈正题。他向这批特殊的调查人员讲述自己的工作范围，IEG公司业务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还附带谈及他对多起尚未侦破的杀人案背景的猜测，这些杀人案与IEG房地产公司有关。此外，还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检察官马上做了记录。

菲舍尔最后把五大纸箱文件全部交给检察官看，所有的支付流水账以及经过这个傀儡公司和伪装账户的资金来源一清二楚。为了推进调查工作，菲舍尔博士又把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日记交给检察官，日记中有他记录的所有约会和电话号码，以及有关约会目的和会谈主题的备忘录。

检察官微微一笑，心里想，菲舍尔显然是依据这个基本原则行事的：要这样对待你的同盟者，就好像他随时会变成你的敌人。

IEG公司经理伦茨博士被捕之时，奥尔嘉同她的摄像小组正等候在这幢玻璃办公大楼的大门前。她本来想说服原来的男友表个态，但伦茨——任人押走而未做任何反抗——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对她好像视而不见。奥尔嘉只好尊重他的意愿，使他不致因为她在场和提出追问而更加难堪。

在汉堡内城，即在“Chu女小径”附近的一间用贵重硬木做护墙板的办公室里，也响起了手铐的叮当声。施密特·韦贝尔博士胆战心惊，眼睁睁地瞧着刑警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搜查，翻箱倒柜，眼睁睁地瞧着这些人在他那些名贵的中国丝质地毯上肆意蹂躏。

“诸位，”他被押出去还重复说，“这些工艺品是无法替代的。诸位对这东西可能不习惯，但是务请小心对待！诸位的鞋子干净么？”

那些官员发出狞笑。

施密特·韦贝尔以身体虚弱为由紧急申请免于坐牢，但是被法官拒绝了，只允许他把拐杖带进监狱。

调查人员也附带解开了多次袭击波斯勒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汉堡圣保利分厂装载阿斯匹林衍生物的卡车之谜：多年来，这个分厂的数名工作人员偷偷地把通过海运走私到汉堡的吗啡同维生素C混合制成纯海洛因，并将其藏于医治头痛药物的包装箱内，以便运往外地。

现在，也搞清了IEG公司的幕后操纵者为何如此渴望得到“蓝香蕉”夜总会：与药厂毗邻的夜总会作为毒品“信使”的始发站和分配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用卡车运毒品迟早要暴露。

几个月后有消息说，塔赞因为袭击格拉夫没有得逞而逃亡到中美洲去了，更确切地说是逃到了伯利兹。他之所以逃到那里，是因为他在书上读到过德国和这个小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他的故事很快传开：他在城里租住了一间他认为是最好的旅馆房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城区好好逛一番，在第二个酒吧里就结交了一大堆朋友，但是在第六个酒吧里就没有朋友了，只剩下一块劳莱士手表。两个男人——大概是叫米谷埃尔或桑切斯什么的——自告奋勇要把烂醉如泥的塔赞送回旅馆，半路上抢走了他的劳莱士手表。他本人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