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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惨景有的发生在南京，有的延续到北京。自从朱棣称帝后，一是觉得南京的血流得太多，在明代故宫的广场上，近自朝廊，远及附郭的雨花台，无不是血迹斑斑，这使得新上任的皇帝难免目击而心有不安。在这种刺激下，便动了迁都的打算，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或者叫眼不见心可安。二是由于朱棣镇守北平多年，深知此地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毅然决定将明朝的首都搬过来。永乐四年（1406），北平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今天游客看到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自此开始陆续建造的。不知当时的杀人魔王朱棣是否意识到，他的这个抉择，客观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皇后徐氏（开国名将徐达之女）死去，朱棣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及“江西派”风水大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也就是通常说的风水宝地。人死之后，选个好一点的地方埋葬，并请这方面的专家看看风水，这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并兴行起来了。古代书籍《仪礼》上就有选择丧葬地要看风水的记载，大意是说：“土壤有厚薄，水泉有深浅，故必须相地之可葬与否，而后经营之也。”从这句记载来看，这个时候的看风水，考虑的还主要是地下水位、地气、土质等自然条件，是否关系到棺木、尸体能否较长时间保存的问题，并未涉及与子孙后代的关系。秦汉之后，随着堪舆、相宅之风的盛行，开始掺进了许多迷信的成分。这种迷信色彩的加重，使许多相信风水之说的人认为，墓地选址的好坏与吉凶，直接影响到现实人生，如果墓地风水好，会给子孙后代带来运气，否则就要倒霉，并使家道衰败等等。后来有一位叫郭璞的知识分子，写了一本具有经典性质的著作《葬书》，他在书中将风水一说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并很有些玄玄乎乎的味道。书中说，作为墓地，能具备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这些条件，就算是上乘宝贵之地。郭璞所说的这个条件，其实就是指靠山临水、枕山面水、背靠山峰、面临平原。不过这个条件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如前边已提到的奉永乐皇帝旨意专为徐皇后选择“吉壤”的廖均卿等人，在北京四周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据说最先找到的是南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一旦进了屠户的家，除伸长了脖子挨宰，别的没有什么好事，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以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却偏偏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盯梢自然危险异常，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到否定。后来廖均卿又呈上京西潭柘寺的绘图给皇帝观看，永乐认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余地，亦未能入选。直到永乐七年，廖均卿等人才又在京北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拍板决定下来，这便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十三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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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明成祖与十三陵（2）

关于这块被认为是“风水宝地”的具体情形，明代后期的知识分子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曾有一段描述：“皇陵形胜，自其近而观之，前有凤凰山如朱雀，后有黄花镇如玄武，左莽山即青龙，右虎峪即白虎，且东西山口两大水会流于朝宁河，环抱如玉带三十余里，实为天造地设之区。”

蒋一葵所描述的这种“风水宝地”的概念，虽有些牵强和唯心主义色彩，但透过那层玄秘的外衣，就能使人通过现场观察，得出古人所说的风水总体上是个什么样子。如果将之简单化一点，这就是为了生存和安全，人们选择背山面水的地域建造住宅，背后的山遮挡寒风，前面的水提供饮用和浇灌之利，这些其实都是最朴素的生活经验的反映。因为古人事死如事生，建造住宅的经验也就自然搬到建造陵墓上来了，于是也便有了建陵要先找“风水宝地”之说。当然，永乐皇帝最终同意在黄土岭下兴建陵墓，不只因为像大多数如蒋一葵等老学究所津津乐道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牵强附会的东西，还有一层不可忽视或者说更重大的意义和原因，那就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护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事实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