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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故事其实是不全的，或者说有不少事情没有交代清楚。比如说，既然是真人真事，当时事发的时候到底谁在现场，是谁看到了周大哥的具体表情，周大嫂的第一反应又是谁第一言说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村民都语焉不详，我们也无法考证了。但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他们为何要这样记忆他们的历史。我们通常认为记忆是个体行为，但有些学者相信存在着一种集体记忆。

法国学者哈布瓦奇在学界率先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指出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人类记忆所依赖的语言、逻辑和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即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如果按照社会记忆理论重新对这个故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关注如下几点：

首先，社会记忆理论认为社会记忆的内容往往并不是对于原有社会现实的忠实再现，而是通过一种折射作用，会对现实造成一定的转化或者歪曲。这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说的：“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按照这样的逻辑，农民现在的性别偏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过去的知识，但是却并不是忠实地再现过去。这个特点具体体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人们过分“夸大化”了男孩对于周大哥的价值和意义。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完全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对男孩意义的人为夸大，并且这种夸大在一定范围的人群内获得了集体共识，形成了一种集体的社会记忆，才最终使得这个圈子内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周大哥进行这样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从社会记忆的折射性角度看，现在的性别偏好很可能会是对于生育男孩意义的“膨胀化”或“夸大化”之后的社会记忆，会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的折射反映。

记忆与想象——男孩偏好的生成“逻辑”（4）

其次，社会记忆中的性别偏好的仪式性。按照社会记忆理论的说法，社会记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对于特定的符号或者规则程序的过分强调和追求是仪式的主要标志。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细节几乎是所有的讲述者都要强调和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周嫂生下孩子后，再三询问别人自己生的是不是男孩的细节。人们都强调这个细节至少反映了人们在仪式当中的一个普遍心理：对于一种特殊符号或者规则程序的重视。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讲述者不厌其烦地突出强调男性生殖器这个特殊符号，便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性别偏好这个社会记忆操演仪式中的角色。因为人们不仅在生育过程当中需要记住性别偏好这个基本的规则，而且需要有关突出强调男性生殖器这类的符号内容来强化或者说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

第三，社会记忆内容的差异性。因为我们拥有不同的可以追溯的过去，所以，可能在社会记忆的具体内容方面会有所差别。具体到我们要研究的这个故事当中，周大哥听到周嫂生了男孩后当时的反应，也就有了多种相去甚远的记忆版本，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两种，第一种在当地妇女中流传较广，持第二种说法的以一些男性居多。从社会记忆具有的延展性特点看，这两种说法明显地显示出了社会记忆内容的差异性特点。也就是说，社会记忆的具体内容可能会随着当事人所处社会位置的不同和时代氛围的变化而相互之间有很大出入，甚至在一些方面会相互抵牾。

第四，社会记忆的传承和延展。如果我们对这个故事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延展的逻辑与当地农民性别偏好的社会记忆之间是有着某种契合的。这种契合正是这类故事赖以传承的“营养基”，有了“营养基”，性别偏好的社会记忆才能经久不衰。甚至说，只要我国农村地区的性别偏好仍然成为农民的一种社会记忆，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类似“周大哥的故事”还会经久不衰地讲下去。同样，只要我国农村地区类似这样的故事还经久不衰地讲下去，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性别偏好还将长期存在，性别偏好作为一种社会记忆还将长期流传。

第五，在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和叙说过程中，对生育男孩价值的认可不但使农民关于自己生育惯习中的“男孩偏好”被保留下来，而且，生育惯习当中这种对“男孩”的价值的突出，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