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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右派了，但因为当时我在保密单位工作，那时候我在中央调查部下属的一个干校，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名字不会见报，外面的人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很滑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珍珠》的单行本，写信给我要我写一个序，那时候我已经在半步桥了，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单行本也没有出成。翻译生涯自然就中断了。

巫宁坤：与菲茨杰拉德有缘（2）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后，首先是《白求恩传》再版了，后来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也出版了。1980年3月，我被调回北京。这时候，我忽然又成了宝贝，大家争着抢我。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方面不放我走，但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谁敢抗啊。学校的领导找我说：“巫老师，我们没有本领留下你，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你在安徽是这个，”他伸出大姆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所以我就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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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白求恩传》再版，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就是跟修改《白求恩传》几乎同时，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他知道我喜欢托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就给他写信，我说：“可嘉，你退给我吧，你找佐良翻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冒出了一个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灿然说：“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诗难懂，更加难译，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灿然在文章中还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译的还要好。那篇文章因为涉及到现代诗翻译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传得比较广，但是也实在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灿然确实对我的东西很感兴趣。我曾经用英文写过一篇散文，翻译过来叫《孤琴》。这篇文章被灿然看到了，并把它翻译过来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后来《孤琴》被灿然的老师看到了，跟他说：“这篇文章是这几年翻译的最好的文章。”那时候我的文章除了在国外发表之外，一般都发表在国内的《英语世界》上，主编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总是能从我这里“榨”出文章来。

香港有个叫乔治高的著名老翻译家，很了不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第一个翻译的。有一段时间他住在美国，他在香港看到我的那本《一滴泪》之后，突然给我电话，要来看我，跟我见面。等他来看我的时候，他拄着拐杖，让儿子搀扶着，先前我不知道他那么大年纪，早知道他是年纪这样大的一个老人家，我应该去看他。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后来我拿了几篇旧文给他看，其中就包括刚才说的那篇《孤琴》，随后老先生给我回信说：“几十年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散文，这是中国传统纯文学中最好的典范，英美几十年来都没有这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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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回到北京之后，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世界文学》（原来的《译文》）又找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了不起的盖茨比》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序言是我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说实话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世界文学》找到我翻译的时候，要求的时间很紧，六月份找到我，十一月就要出来，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我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一滴泪》给我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给我写信是破天荒头一遭，因为我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我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