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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我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赵先生觉得我们从“文革”中插过队的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专业，对于社会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们的经历跟社会变迁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我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跟社会紧密关联。历史很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再加上我本人又在农村呆过九年，所以我觉得自己能够比纯粹搞历史的人更了解历史，因为我对现实的一些理解有利于我去理解历史上的一些现象。那个时候，我只是搞专业，没有写过任何关于现实的文章，虽然一直保持着这种关注。只不过当时我们觉得不需要我们去写什么文章，当时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非常乐观，我和我身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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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了陕师大去工作，1988年就评上了副教授，在我们学校算是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如果一直就这样，我的人生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

后来，我来到了北京中农信工作。中农信是个很庞大的公司，但是当时中国的大公司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都会受到政治斗争格局的影响。我到了中农信的时候，公司已经到了垮台的边缘，朱镕基已经打算拿它来开刀了。中农信的领导换了几届，一直都和上层的各种矛盾有各种牵连。　1994年，朱镕基要整顿非银行金融机构，当时中国所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有问题。我到中农信的时候，就感到气氛不太对，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农信的领导也没有心思去管这些问题。我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我离开之后不到三四个月，中农信就被取消了。这时候，我已经在清华教书了。在中农信那一段时间，我搞得完全是现实的农民问题，也做了一些调查。到了清华之后，先是在文学院教一些课，同时也负责清华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这样，在1995年到1997年两年的时间里，通过学生搞社会实践，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曾经通过清华团委，把学生家长的通信地址都调出来，然后跟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带回去，让家长填。当然，因为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有效问卷也不是很多，不过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华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非学术的名誉，所以清华的特长生历来都招得很多。当时中国也在搞六单位的学生社会实践比赛，清华领导也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赛，当然就得有项目。我负责组织了几次，也都在比赛中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是和别的学校并列第二。参加比赛的调查就不只是发出问卷那么简单了，而是要经过一些培训，让学生们入村调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实证材料。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5）

2000年，社会上有一种“小反右”的气氛，北大的钱理群、刘军宁都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清华就把我列了进去。校方未经我的同意，把我的聘任合同取消了，三年的聘任合同砍了一年，这样合同到2000年7月就到期了。这个动作是在三月底做出来的，我想大概他们是觉得上面要搞“小反右”了，就想把我的饭碗砸掉，但是又想找个借口，开除毕竟太明目张胆了。不过到了七月份，事情好像有了变化，那些喜欢“揣摩上意”的人们大概是会错意了，上面并没有打算搞一场什么“小反右”的运动。所以从2000年到现在，我和清华一直没有续聘，虽然我一直在清华上课，也领他们的工资，不过我已经不算是清华的人了。去年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学校领导也换了一届，校方找到我，要和我签一个聘任合同。我问他们：“签聘任合同应该从哪一年算起啊？从2000年算起？那从2000年到现在算什么？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去签那个合同。我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

虽然当时那些“揣摩上意”的人们没有把我的饭碗端掉，但是从2000年10月开始，就把我的岗位津贴扣掉了百分之六十，我成了当时清华岗位津贴最少的教授，我去问，也没有给出个合理的理由。2003年，我去哈佛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我的岗位津贴又给恢复了。我又去追问：“你们扣除津贴没有理由，现在恢复也没有理由，那么你们扣除的那两年津贴应该赔我吧？”不过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侧记：

如果按照学术界流行的“左、中、右”分类方法，秦晖是个不好界定的人，因为他既不左，也不右，也不搞折衷主义，对于“左、右”他都曾经做出过批评。这也比较符合他的一贯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