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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野鸽子，”他告诉她说，“不是家鸽子。野鸽子又叫做斑鸠。”

他们一同下乡有半个月了，但那天才第一次接触。他们那批下去的有十一个男女知青，分别从不同的学校毕业，都抱着一种“镀金”的心理。那时候，你不下乡，这一辈子就别想招工。田胜的父亲是革委会副主任，这让十七岁的她感觉到了一线希望，宛如一个在大海里漂泊的人突然觑见了岛屿。邓瑛下乡时，母亲曾同她谈了一次话，那是她决定下乡，而她母亲却对她的前途毫无信心的谈话。

“妈妈怕你这一辈子当农民呢。”母亲神色庄重地说，“妈妈是原国民党伪军官的太太，这种身份是没法抬起头的……”“别说了。”她不想听母亲那种卑贱的话，“留在城里什么都不会有，下去了还可能有一线希望。”

如果田胜的父亲不是革委会副主任，她想她是不会嫁给他的。

下了乡，她才真正感觉到农村的艰苦，三月里，水是那么寒冷，即便你来了例假，也得往田里跳；七月里，日头火辣辣的，你得弓着腰割禾或插秧，还得挑着一担担稻谷去大队部打米场打米等等。离开这一切，只有等待招工回城。田胜比她大将近两岁，他是七岁读书且按步就班读书读上来的，而她在六岁多一点就上学了，在小学二年级时又跳了一级，于是就成了一届的毕业生。田胜年龄比她大，胆子就自然比她大一圈，十九岁的田胜如一只打洞的田鼠，一步步向她掘进，旨在攻下这个“堡垒”。他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他到她房间来坐，为她打饭，冬天她来例假了他便为她洗衣裤，为她打洗脸水和洗脚水，这让她又感动又讨厌。一九七五年底，她招工了，并不是由于她表现好而得到了大队干部的赏识和推荐，完全是田胜的原因。田胜对他母亲说，她不招工他就不招工，于是他们两人就一并招到了长沙饭店，她当服务员，他做采购员，仍然天天在一起。

她开始考虑嫁给他了。有一天，他来她家，闲谈中他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邓瑛的母亲担心他得罪人而教育他说：“对领导还是要尊重。”然而田胜却不在乎未来岳母的善诱，他蔑视说：“我还在乎我们经理？他是个什么级别？一个科级干部。”

“他太骄傲了，瑛瑛。”他走后，母亲评价他说。

邓瑛的母亲于一九八五年因胃癌离开了人世，邓瑛最热爱的就是她那个吃了一辈子苦的母亲。她不是很赞成她和田胜结婚，她觉得他没有才。一九八二年，她从财经学院毕业后，他们打算结婚时，母亲对她说了一番话。“田胜不求上进，”母亲在一个晚上坐在她床头说，“小肖这人不错……”小肖是她的大学同学，在大学期间一直追求她，来过她家几次。她曾经也动摇过，但这种动摇很快被田胜的眼泪冲垮了。他眼睛里布满泪水说：“你读了大学，就看我不起，”当他获得“结婚登记证书”后，他也是带点强奸性质进入她身体的。他身上那种鸡鸭气味让她很难受，当时她甚至都想呕吐。但她以为这是男人身上应有的气味，而他也说“男人身上都是这种气味”。她只怪自己的鼻子嗅觉太敏感了，他也说她的鼻子太敏感了，他不觉得他身上有什么气味。现在她不但有一种厌恶感，还有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她爱过他吗？她瞪着神龛想。

靠墙立着两只书柜，其中一只书柜的隔板抽掉了，做成了神龛，供着观世音菩萨。

这是她从衡山求来的一尊观世音像。三年前，她满三十六岁，一个懂一点易经的女人告诉她，如果她方便的话，应该去一趟衡山求菩萨保佑，本命年总有点流年不利什么的。

她听了这个懂易经的女人的告诫后，就丢了魂一样，晚上睡觉也不安，总觉得窗外有鬼盯着她，伺机害她。于是她去了，并抱了这尊观世音菩萨回来，从此供在这间书房里。

她把这间房子视为神明显灵的圣地，然而丈夫在观世音的注视下剥掉了她的衣服，粗暴地干了那种事。这是玷污观世音的目光呀，她难过地想，我要去洗个澡。她起床，穿上淡绿的棉睡衣，走进客厅，又走进厨房，拧开神州牌热水器。这是那种宽大的洗手间，墙上贴着深绿色瓷砖，地上铺着黑亮亮的防滑地板砖，一只抽水马桶，一个洗手池，还有一个宽大的白白的浴盆。她一脚踏进浴盆，身体站到热水器的莲蓬头下，任热水沐浴着她的肉体。洗完澡，她走出来，丈夫坐在客厅的皮沙发上，抽着烟。

“你这是干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