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1/4 页)

候，战斗就开始了。

还有一回，我同时抓了两只大黑蜂，把它们挤在一块，两个就抱着缠斗，我试着找开袋子，把袋子扔在地上，看它们是不是就不打了。

它们还是打。甚至我等得不耐烦，跑去看报，看完回来，它们还在里面打。

于是，我又封起袋口，拿进屋子，把它们全放进派蒂的罐子。这使我想起儿子有一次跟朋友到海边捉螃蟹，回来讲：一堆螃蟹，只要拿起一只，就能连带捉起许多只，因为它们会一只钳着一个，似乎说“我脱不了身，你们也别想逃，要死一起死。”

据说“多苦难”的民族都有这种螃蟹的美德。

下午三点钟，女儿放学了，也是两只螳螂准备遭遇的时刻。

我每天特别等女儿放学，让小丫头看派蒂吃虫是有道理的。她看到的固然是“血淋淋”的画面，但这正是大世界的缩影。我也不认为“看杀”会造成她残酷的感觉，反而发现她会因此表现“爱”。

爱是很特殊的，它有时候甚至褊狭得让人害怕。有一次看派蒂咬一只蝗虫，蝗虫的内脏被咬出来了。小丫头不但不觉得恶心，还高兴地说：“好吃！好吃！”似乎为她的宠物能够吃到这么一个又大又活的蝗虫而高兴。

还有一天，看那派蒂吃完马蜂在舔嘴，小丫头居然赞美地说：“她好漂亮，她的嘴是红的，是不是搽了口红？”

她显然觉得这只三角头的派蒂是个美女。

爱就是这样，可以使正义、公理，都闪到一边。别人的悲剧在我们的眼里，可以是喜剧。别人的父母不是父母，别人的子女也不是父母生的。别人既然跟我敌对，就该杀。杀敌是圣战：“射人先射马”是聪明的战法；诱敌先捉他的“家小”，也没什么不义。

养老虎的喂虎吃鸡；养鸡的喂鸡吃虫；养虫的喂大虫吃小虫。每个人都从他的本位出发，不必往上想，也不必往下想。

如果有一只鸡，把我的派蒂吃了，那还得了？但是如果派蒂吃了别人宠爱的蟋蟀，又该怎么说？

把新螳螂放进罐子之前，我问女儿：“如果新螳螂把派蒂咬死了，怎么办？”

“把新螳螂杀掉，为派蒂报仇。”小丫头咬着牙说。

我又问：“那如果派蒂咬死了新螳螂，怎么办？”

“那就太棒了！”小丫头拍着手。

“为什么不想，如果新螳螂咬死派蒂，我们可以把新螳螂看成派蒂，也叫它派蒂，我们还是有一只螳螂呢？”

“不！”小丫头大声喊：“派蒂是我的宠物！”

殊死斗

十月九日

现在是凌晨五点半，派蒂的玻璃罐正在我前面。昨天晚上的风暴已经结束，里面平静得如同外面的树林。

过去这一天，让我学到不少。大约人们在面对战争和死亡的时候，都最不能思想，也最能思想。所以战争常是新思想的催生者。一次大战时查拉（Tristan　Tzara）的“达达主义”（Dadaism）这样产生；二次大战毕卜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这样产生。张爱玲也一样，文学评论家陈芳明说得好——”战争毁掉了一个中国，却诞生了一个张家玲。“

所有的战争，开头都可能是和平。也可以说所有的和平之前，都是战争。当我到挪威旅行的时候，导游指着一个宁静幽美的村庄，和四周如画如梦的风景说，当年曾经有几千个英国佣兵到这里来，结果全被俘虏了，“英国人怎能对付得了维京人？”导游笑道：“村民们开会，如何处置这些俘虏，后来觉得遣送、交换都太麻烦。于是把每个俘虏的头都割了下来。多干脆！”

我一边听，一边看那宁静的小村庄，后面有白雪覆盖的山头，旁边是幽谷涵岚的狭湾，尖顶的教堂从绿绿的树丛里伸出来，夕阳下，树特别绿，塔尖也特别照眼。一群绵羊迎面走来，带头一只大羊的脖子上挂着铃挡，叮当叮当地响。

我很难想像，当战争在这里发生时，会是怎样的景象。

一丛丛的密林，成为最好埋伏的地方？

一棵棵白杨，当鲜血溅到那白色的树皮上，会是怎样的色彩？“

一个尖顶的教堂，会是多么好的了望塔？

一颗颗割下的头颅，是挂起来？还是扔在了什么地方？

从万古来看，每一片美丽的风景下面，都可能是坟场。如同山顶洞人和尼安德塔人，在挖掘他们的洞穴时，发现地下一层又一层，千千万万年，留下一代又一代的骨骸和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