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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也曾经是“文青”

本集所收，都是我的一些“文学作品”，有诗、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评论。这些文字，曾于2008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高高的树上》。这次收入文集，没有再作修改。

说起来这也是“还愿”。因为在三十到四十年前，我本是个“文学青年”（俗称“文青”）。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就写了不少东西，主要是诗。高中毕业时，我给自己编了一本“文集”。当然，是“手抄本”。那时还没有电脑，铅字印刷太奢侈，也犯禁。甚至就连这“手抄本”，在“文革”中也付之一炬，烧得片纸不存。到现在，只能记起其中的一句──

你默默无言的晚香玉哟，

请赐些儿暗香来吻吻我！

这样的句子，很明显是一个中学生在模仿五四时代新诗人。但这样的情调，在当时却是百分之百要挨批的。于是，我从“文学青年”，转变为“革命青年”。或者说，革命的文学青年。当时的口号，是“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这就应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岂能呆在花前月下，跟晚香玉卿卿我我？

就到边疆去了，一去十三年！

十三年基层锻炼，学生娃脱胎换骨。革命的文青，充满“革命的豪情”。比如发表在《新疆文艺》的这首──

冲开弥天的雪阵，

我们向沙海深处进军。

那里有一块被遗弃的土地，

盼翻身，它望断晨昏。

语言，也尽量“工农兵”，比如发表在《解放军文艺》的这首──

热死人的三伏天，

入夜才风凉。

忙了一天，累了半宿，

人人睡梦香。

即便写爱情，姑娘爱的也是劳动模范。比如发表在《诗刊》的这首──

谁不知道他打草打得最多，

谁不知道他下夜下得最勤，

他放牧的是全队最好的马群。

但，即便是只能表现“革命的主题”，也总还是希望能写得文学一点，不要“太不像诗”。比如发表在《新疆文艺》的这首──

停了，天上云；藏了，林中鸦。

兔子冻硬了耳朵，狐狸冻掉了尾巴。

就连天地间仅存的一点水气哟，

也变成霜花朵朵，挂满枝枝丫丫。

这跟当时通篇标语口号的“文革作品”比，也还是有点味道。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味道”，我的作品很是被一些编辑欣赏，比如《新疆文艺》的郑兴富。郑兴富先生是新疆大多数青年诗人的恩师。许多人，比如杨牧，比如章德益，比如我，都是他发现、指导、栽培、推出的。那时，我们大多在社会的最底层，比如在兵团的农场当农工（体面的说法叫“军垦战士”）。我们的领导，有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等等，谁都能管你。能见到团长、政委，就算通了天。跟自治区党报党刊的编辑交往？想都不要想！

然而我们这些“文青”，却几乎人人都在郑兴富先生家吃过住过，受到过他们夫妇最盛情的款待。他们那不大的家，简直就是文青们的“联络站”和“接待办”。那可是吃饭要凭粮票，没有单位介绍信就不能住招待所，弄不好就会流落街头的年代啊！我们这些当年的“打工仔”、“农民工”，又能给他们家什么回报呢？

能回报的，只有共同的梦想；而文学的梦，又总是做不完。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能有这样一段经历。有一对企业家夫妻，也在新疆生活过，也曾经是“文学青年”。他们对我说，你的成功，跟你以前写诗，有很大的关系。写诗的人有三大优势：激情，想象，节奏感。这三条，你都用到《百家讲坛》了，能不受欢迎吗？

其实，他们少说了一点：当时我不但是“文学青年”，而且是“革命文青”。革命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这就要熟悉甚至通晓工农兵的语言，还要运用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这是要下真功夫的。1970年“批陈整风”时，我就曾经用最土的大白话，给兵团战士讲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相比而言，《百家讲坛》这点事，还真不算什么。

这些都是题外话。因为本集所收文字，都基本上与那个时代无关，只能算是当年文学梦的一个延续而已。

就此打住。

2010年5月28日　初稿

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