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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索坨无理非法的异常之举，为什么不但没有引起公愤，反而受到了普遍的崇敬呢？这是因为，在科学和逻辑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即道德和情感的原则。人不同于机器，没有谁为其事先设定程序。所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往往表现在其非程序性的行为中。惟其如此，他能选择。因为选择就是非程序性和超程序性的。如果程序既定，无从更改，那就不必费心选择了。

这就告诉我们，当选择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时，对立双方的合理性和功利性一定是“二律背反”的。我们的选择，只能超越逻辑和功利，也只能以道德和情感为原则。

索坨正是以此为原则进行最后抉择的。不是背叛豺群，也不是逼死豺娘，而是代替豺娘去英勇赴难。这个决定，也许不尽合理（科学、逻辑），却维护了正义，维护了群体，维护了道德，维护了良心，维护了亲情，我们也就不能不为之赞叹！这一选择的直接结果是：索坨的母亲——豺娘霞吐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站到了石洞口前，心甘情愿地去充当必死无疑的炮灰（苦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儿子也为群体换取生存。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豺娘辉煌得“就像是太阳的一块碎片，就像是天宇吐出的一团霞光”。

道德和情感终于战胜了利害，战死的霞吐和未死的索坨都获得了永生。因为他们都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证明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明明无论怎样都只有悲剧结局时，人们仍不肯放弃选择的权利，还要在最后关头再选择一次。难道不正是为了通过这最后的选择，来证明自己无愧于生命，无愧于人生吗？

而这，正是《暮色》给我们的证明。

我还要说，这也是人的证明。

注：本文原载1992年第3期《芳草》，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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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思就是外婆的味道

离开长沙那年，我六岁。

六岁的孩子记事不多，就连我家是住在韭菜园还是贺家塘，也记不住。只记得舅舅家住马益顺巷，因为成年以后还去过。外婆家住的地方，就记不清了，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到外婆屋里玩，每周一次。妈妈是外公的长女，我是外公的长外孙。外公早逝，我没见过，只见过外婆。外婆是妈妈的继母，对我倒是不见“外”，当亲外孙疼，好像比对孙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还疼些。长辈们说那是因为我长得乖巧。这也未必。反正外婆喜欢我，每次都要为我做一道菜——辣椒豆豉蒸腊鱼。这菜百吃不厌，因此老惦记着去看外婆。

临走那天，到外婆家告辞，照例吃了辣椒豆豉蒸腊鱼。吃完饭，表弟送我上火车，一路走一路哭。表弟叫周奋生，小我一两岁，是兄弟也是伙伴。伙伴走了，没人跟他玩，自然要哭。我去武汉，没有辣椒豆豉蒸腊鱼吃了，也哭。后来回长沙，点过这道菜，仍然好吃，但没有外婆的味道，表弟亦不得其祖母真传。表弟现在也做外公了，不亦乐乎。他让小家伙叫我“diadia”，小家伙不叫，说是“不像”。其实我看表弟，又何尝像外公？

除了到外婆家吃鱼，上街吃粉也很开心。那时不像现在，上街吃饭稀松平常。当时要说下馆子，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尽管不过只是吃一碗米粉。何况长沙的米粉是何其好吃啊！汤好、粉好、浇头好，品种又多。不过我的偏见，是吃面可以随意，吃粉就一定要牛肉的。滚烫地端上来，稀溜稀溜吃下去，真是大快朵颐，身心俱泰。所以现在我回长沙，早餐仍不肯在酒店吃，要到街上路边吃粉，就像我回武汉一定要在路边店吃热干面一样。

武汉的热干面和长沙的牛肉粉，都是我的最爱。武汉也有牛肉粉，也极好吃。但如有可能，还是面吃武汉的，粉吃长沙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有许多湖南米粉店，现在似乎少见了。武汉也有牛肉做得极好的，比如汪胖子牛肉馆，哈胖子牛肉馆，现在也不见了。不过我在北京已经发现了正宗的长沙米粉，这可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可见乡思无处不在，乡愁也有法可解，虽然未必都有外婆的味道。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家园茶”。此茶的做法，好像是用瓦罐煮茶，倒进碗里后再加芝麻、黄豆、盐。吃的时候，要将芝麻、黄豆和茶叶一起吃下。这种吃茶的方式，不知是不是长沙的，但肯定是湖南的。小时候我在长沙吃过，因此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