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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管理局10％，省物资管理局10％，省商检局15％，省海运局30％，省财委11％。易秀湘认为，实际贪污受贿人数要远远大于目前所掌握的数目。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组织指导，叶剑英要求广东省“党、政、军、财四大系统，可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组织三反检查组，上下左右，互相检查。”把群众动员起来，鼓励大家检举揭发，“检举的方式无论口头的、文字的、公开的、秘密的、直接的、间接的、完整的、片断的，都一律欢迎。”

在华南分局的部署组织下，广东省各地层层动员，层层指挥，稳步推进，运动很快在全省上下开展起来。

运动开展后不久，叶剑英收到华南分局送来的一份报告，内称：“广州长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早已成为不法商人、贪污分子的‘温床’，过去广州的贪污风气和奸商活动是全国出名的。运动初期，我们就发现了有个别合作社和银行的兑换金银部门工作人员100％是贪污分子，市府秘书厅经管财物的人90％以上犯贪污，一个税务分局亦占90％犯贪污，整个财经系统62个单位中，初步发现贪污分子达46％。就够说明贪污情况的严重了吧！”当时叶剑英还兼任着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接到这份报告后，他也认为广州的“三害”问题确实十分严重，便亲自指导督促广州开展“三反”斗争。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7）

1951年12月4日，广州市政府委员会举行委员扩大会议，政府委员、各局、处领导及各人民团体代表共84人出席。会议决定成立广州市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叶剑英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市长朱光和郭翘然、田坪、梁湘为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市“三反”运动。会议要求全市各单位及各区立即成立节约检查分会，并派出70人的检查组，分别到全市各财经单位深入检查。

12月29日，经叶剑英批准，广州市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充分重视，各单位应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迅速造成热潮，形成群众性的运动。为此，市委规定，所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1952年的头一个月里，每天只工作半天，半天用来学习、反省、坦白和检查。

1952年1月4日，广州市委召开所属地委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三反”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要求各级主要负责干部要带头反省坦白，发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次会上，朱光、陈志芳、萧贵昌、梁广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带头进行反省，“下水洗澡”、“引火烧身”，消除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增加大胆暴露问题的勇气。

1月10～12日，*广州市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叶剑英作了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回顾了一个月来广州市“三反”运动的进展情况。叶剑英批评广州市的运动进展缓慢，要求各级领导大胆放手，发扬*，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运动高潮。会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认真贯彻叶剑英提出的“逐级下水洗澡”的方针，各单位由上而下，先是局、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带头反省，接着是科、股长等各级干部层层“下水”，进行坦白检讨，“检查自己，真诚悔过，检举他人”，全市很快就掀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热潮。据统计，广州市“在参加三反的46420人中，查出有大小贪污行为的有14335人”，贪污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30％。

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三害”中，尤以贪污现象最为突出，即使在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铺张浪费、贪污蜕化的现象也很严重。

甘肃省处于内陆边远地区，长期以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经济十分落后。人民政权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薄弱、生产落后的烂摊子，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农业总产值亿元，占；工业总产值仅亿元，占。由于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高达58％。当时，甘肃省的基础工业非常薄弱，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轻工业和手工业作坊，零星分散，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长期以来，甘肃农业自然生态遭到很大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条件很差。解放前，全省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9％。尤其是农业生产手段极为落后，主要靠人力和畜力，“二牛抬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