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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缺乏判断力。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呢？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报告，干扰了您，干扰了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可是我又想过，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的，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对，挨顿批评，再严厉也不要紧。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看来罗部长是谅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当时，罗瑞卿还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也亲自指导了北京市公安局“三反”斗争的开展。

北京市公安局“三反”运动开展的最大特点是群众动员广泛、深入，有的单位开会时，临时选举会议主席，会议记录也要当众宣读通过；有的单位会议发言时，一举手就是二十多人，非常踊跃。有的群众说：“憋了两年多的话，今天可以说出来了。”大家撕破情面，短兵相接，运动发展到高潮时，甚至出现了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弟弟检举姐姐的情况。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市公安局内部检举揭发出来的案件有1067件。

从北京市公安局查办出来的“三害”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六类人员身上：一是侦缉外勤人员，主要问题是假报开支，以少报多，私拿公家财物，假公济私。二是刑警，主要问题是勒索事主，领赃受贿，勾结小偷，坐地分赃。三是司法看守人员，主要问题是勒索和侵吞犯人财物，敲诈犯人家属，受贿。四是派出所民警，主要问题是敲诈勒索，赊欠不还，数量虽然不多，但性质恶劣，影响广泛。五是行政后勤人员，在汽车司机中几乎百分之百的偷汽油、盗卖零件，采买人员“吃回扣”现象也比较普遍。六是浪费现象多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公安局自1949年组建至“三反”运动开始，仅招待费一项就达5000多万元，机关生产方面因经验不足、管理不善，损失8亿多元。

截至1952年4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共清查出贪污腐化分子2552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24％。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下的1884人，占交代问题总人数的74％；贪污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的482人，占19％；贪污千万元以上的186人，占7％。

和党政机关一样，全军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各兵团也普遍开展了“三反”运动，其重点是团以上机关和后勤机关。运动进行的方式一般是先机关后连队，先干部后战士。连队以反浪费、反偷窃为主。

“三反”运动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之后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刚刚结束内战的新中国再次进入战时状态。面对强悍的美军和联合国军，新中国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战争，这不能不给国家的财政经济带来沉重影响。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达到28亿元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要赢得这样一场正义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强劲的人力资源，更需要充足的物力资源给予保障。本来就处于百废待兴、经济困顿的新中国，怎样才能为战争前线提供赢得胜利的物资保障呢？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研究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趋势及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确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为增产节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全国兵员从610万人减少至465万。“三反”运动开始时，全军各部队正在进行整编。如何处理军队整编与“三反”运动的关系？最初，毛泽东指示“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很快，毛泽东就发现，有些部队“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为了不致使被整编的人员带着“三害”问题转业到地方，毛泽东果断决定“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为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随后又进一步指示：“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6）

对于军队的“三反”运动，毛泽东始终给予高度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