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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虎”任务，甚至以超额完成“打虎”指标来表明自己“左”的立场，使得群众性的“打虎”战役失去了应有的控制。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10）

二是群众运动本身固有的弊端所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共产党夺取胜利的一条成功经验。“三反”运动之所以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进行，即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共产党的领导经验所决定的。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在猛烈冲击*现象的同时，也显露出其本身的弊端：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各种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本身就缺乏种种制约，再加上群众的斗争热情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后，当贪污分子拒不坦白、狡猾抵赖时，往往会激起群众的愤怒而使他们走向极端。运动的群众或群众的运动这时已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可能在严格遵守政策和法律界限上自觉停下来，因而在“打虎”高潮时，许多地方和单位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逼、供、信”和体罚、私刑等现象。

三是信息失实所致。“由于运动开展得迅速、猛烈，各地在反右倾之后的一个短时间内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致使“打虎”的预算数字不断攀升，甚至被查出的“老虎”就是过火行为的结果。各地把这样的“打虎”预算或查出的“老虎”数字信息汇报给中央，不能不引起中央对全国“三害”问题严重性的判断。而中央根据这些失实的信息作为决策的基础，采取大胆怀疑、分配任务、追加指标、施加压力等做法，迫使各地各单位不得不紧跟中央步骤，紧跟“打虎”形势，甚至演变成为完成任务而“打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斗争过火和“左”的偏向。

实际上，早在2月下旬，*中央就已经注意到了“打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激行为。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2月9日，毛泽东在致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等人的电报中再次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上批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算细帐，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总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2月29日，毛泽东特别批转了东北贸易部关于“打虎”要严格规定纪律，禁止打人和变相打人的经验。

3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批转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关于军委直属部队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的经验，强调对待贪污分子“必须靠党的政策去征服他们。提高打虎战术，着重靠调查、算细帐。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并特别规定了两条纪律：“禁止打、骂、捆等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

由毛泽东接二连三的批示中不难看出，此时各地各单位用打人或变相打人的办法来“打虎”已渐成燎原之势，毛泽东非出面阻止不可了。

在严令禁止“逼、供、信”和打骂、体罚的同时，毛泽东尤其关注对人的处理。早在瑞金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曾是党内“左”倾路线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深知其害。因此，在后来党内的*中，无论是同张国涛、王明的斗争，还是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始终强调要注意政策，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三反”运动进入审案、定案阶段后，必然要涉及到对人的处理，从“三反”运动初期急于“捉尽老虎”的急迫心情中平静下来的毛泽东，开始审慎地考虑和研究如何处理贪污分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11）

鉴于贪污在1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95％至97％，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更宽一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