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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比我想像的还要长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去计算：到底过了几天、几个月还是几个冷暖交替的季节？我也从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思，其间我经常走访我的邻居们，有些时候兴之所至还会穿过九号房间祠堂的侧门，到厨房去帮老田干些零碎活儿，摘摘菜、提提水、淘淘米什么的。偶尔，我会在黑漆漆的通道里和万得福或者我老大哥擦身而过，甚至撞个满怀。大部分的时候我总在前厅遇见那几个老家伙。没有谁再提起字谜的事。

极少的情况下我会出门走走——通常那都是在我非常想念红莲的清晨或深夜。最后的一次是个台风夜。陈秀美在那台风还是个吕宋岛北方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的时候开始向我述说她和红莲相依为命的十二年。红莲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到豆蔻初绽的少女，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这里叫做“人文书店”。

红莲在斜对面四十八号的陈忠义医院出生，沿着自由路走到中山路口明功堂药房的这一段，是红莲最初摇摆学步的旅程。此外，中山路一百号当时是一爿正章洗染店，陈秀美白天在人文书店当差，入夜之后便到这洗染店打杂兼记账。每当陈秀美忙碌起来的时候，红莲就会一头钻进那些吊着、挂着、堆叠着的衣物之中藏匿，通常母亲总得花上一两个钟头才找得着她，彼时她多半已发出鼾息，然而睫角犹湿、抽咽未止，梦中似乎仍坚决地表示：母女之间这小小的离弃游戏，是由她所发起。

沿着同一个方向往下走到中山路一百五十五号，此处原先是一家大公委托行，许多跑单帮的买卖人出入的地方。这些单帮客几乎时时在台北、东京、香港和马尼拉飞航往返，以随身行李携带时髦的衣饰、珍贵的古董、价值不菲的珠宝和罕见的洋式玩具，入境即交行委卖，赚取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佣金。红莲则可以随时到此地索取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因为“大公”幕后的东家正是大伙尊为“老爷子”的万砚方。红莲两岁的时候拥有一个眼睛可以眨动的洋娃娃、四岁的时候得到一架附有三十二枚弹键的手风琴、五岁的时候玩起单眼照相机、八岁那年的春天跨上一辆接装了动力马达的脚踏车不告而别一路骑到基隆——万砚方发动上千名庵清光棍找着她的时候，她指着西北方海天一线的远处，只字不语——到九岁和十岁上，同样的事红莲又做了两次。是否因为这三次出走而重新唤起陈秀美突然失去丈夫的恐怖记忆？她并没有说清楚，可是尔后两年间红莲的生活景况可想而知——陈秀美在母女俩的手腕上紧紧地缚起一条长约八尺的细锁链，链条稍稍绷紧或松弛，陈秀美都会胆战心惊一阵，立即搂住红莲、浑身颤抖、低声啜泣。

这样近乎病态的分离焦虑终于让陈秀美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完全崩溃了。九月十八号那天，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云林北港地区逮捕一群涉嫌发起武装叛乱、推翻政府、完成台湾独立革命的人士。由于这群人士之中有个叫詹益仁的，在虎尾开设了一爿“国际照相馆”，正是他们平常联络开会的秘密总部，一时风诡云谲，全台各地凡是名为“国际”的照相馆都受到严密监控。偏偏在台中市区、台中戏院对面巷子里也有这么一爿“国际照相馆”，原本和詹益仁毫无干系，却饱受同名之累——九月十八号晚间八点钟左右，突然闯进来十几名武装便服的人物，逢人就逮。是时警笛蜂鸣、探灯四射，方圆数里之内，连虫蛇鼠蚁亦不容遁迹。陈秀美便是在这天深夜将人文书店前后门窗自内钉板封绝，还把红莲和自己缠裹了三副大锁，捆在屋后天井里的汲水铁杆上整整两昼夜。书店的负责人钱静农万不得已，只好从消防队中请来两名庵清光棍，持利斧破门、抢入，救出母女二人。不料此事不密，竟然在九月二十二日上了报，闹出一条“红粉佳人奈何作囚”的尴尬新闻。亏得万砚方拉下老脸，请托了些报界高层的关系，权将消息压了、未再渲染，才算息事宁人。大约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祖宗家门传下“旨谕”：将陈秀美送入汪勋如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诊疗休养。此外，李绶武也活动了方面上的人物，给她请得了一个“烈士遗族”的身份，既能申领些许微薄的生活津贴，还可以免试入上庠寄读。这就一如万得福所言者：钱静农帮衬尽力，非但亲炙私淑，还另向几位知名教授荐过，让陈秀美一面治病、一面求学。唯有一桩，那就是暂且不能与红莲共同居处，以减妄执烦恼。

对于当时的红莲来说，那可能是一段优游快乐的日子罢？每到星期天，她便跟着孙孝胥到西门町歌厅、戏院巡走，贩卖香烟糖果。星期一则随赵太初至新公园、衡阳路一带摆卦摊。星期二泰半是前往“河洛”探视陈秀美——和母亲的团聚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