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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恕既是你的朋友，急人所难、两助插刀都是应该的，”老太太说，“但这香港拓界与邓公子又是何等干系呢？”

别看老太太对李鸿章恨之入骨，这句话却又与李鸿章所说如出一辙。易君恕在一旁听得着急，心说：娘啊，您好糊涂！

“伯母有所不知，”邓伯雄道，“在道光二十年之前，敝乡与香港本是一体，同属新安县管辖之下，只因英夷觊觎我领土，挑起鸦片战争，强迫朝廷将香港割让。当时广州附近数县百姓都惨遭涂炭，英军屠杀民众，焚烧房屋，污辱妇女，抢劫财物，甚至掘墓盗宝，碎尸断骨，滔天暴行令人发指，敝乡前辈父老都曾深受其害，此仇至今犹不能忘，恨不能食肉寝皮！而英夷欲壑难填，得陇望蜀，于咸丰年间再次寻衅开战，割占九龙半岛南端，新安县界步步后退，与敝乡已经近在咫尺。数十年来，香港的英军、洋商经常越界持枪打猎，趁机污辱妇女，为非作歹，以至于当地农妇、村姑上山砍柴割草也要结伴而行，遇到英夷拦截，便仓皇‘走鬼’，逃避不及，难免惨遭秽污，如此民族屈辱，敝乡民众早已难以忍受！”

“噢，”老太太听了此番叙说，心中明白了许多，也不禁为之感慨，“三十八年前，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烧毁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灭，那滚滚狼烟，我是亲眼所见，只道是北京人不幸，遭了那场大难，哪知你们广东人更是不幸，几十年与鬼为邻，不知哪天就要大祸临头，这日子可怎么过？”

“不仅如此，现在英夷又向朝廷蛮横要求展拓香港界址，妄图更进一步侵吞新安县土地！如果让它得逞，现有边界势必还要后退，那么，敝乡就要沦于敌手了！”邓伯雄愤然道，“想我祖上自中原迁居新安，披荆斩棘，食毛践土，九百余年，艰苦创业，实属不易，那一片热土之中，埋葬着列祖列宗的骸骨，浸透了子子孙孙的血汗，岂能容忍被英夷霸占？大清虽然国土辽阔，外夷蜂拥而至，竞相伸手，今天割占一块，明天租借一块，不消几十年，也将折损殆尽，大好河山易帜变色、中华儿女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眼前！”邓伯雄说到动情处，铁塔似的硬汉子也不禁泪花莹莹，“伯母！君恕兄受我之托，也是受新安百姓之托，前往总理衙门苦苦劝谏李鸿章，乃是为民请命，为国分忧啊！”

“你们哪，年轻气盛，一时热血沸腾，天大的事都敢做！可是，这又有什么用？”老太太叹息道，“李鸿章这个人，在洋人面前骨头最软，只要能讨得洋人欢心，赢得一时苟安，大清国丢掉多少国土，赔上多少白银，死伤多少生命，都在所不惜，你们反去求他抵制洋人，岂不是与虎谋皮！结果怎么样？君恕白白地舍了面皮，不但一无所获，还遭受他的冷遇，儿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我这作娘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儿？”说着，拿起枕边的手绢，抹着眼泪。

“伯母，”邓伯雄黯然道，“这是愚侄的不是，使君恕兄为难，又让伯母伤心……”

“娘，您不要难过，”易君恕不安地望着母亲说，“孩儿又不是向他谋求私利，虽受些委屈，也心里坦然。李鸿章纵然对我无礼，总也由此知道了民意不可欺，他再与洋人谈判，不至于毫无顾忌！再者，像香港拓界这等大事，谅他也不敢擅自作主，签约要经皇上朱批思准，那一关，他断难通过！”

“这也难说！”老太太半闭着眼睛，摇了摇那瘦骨嶙峋的手，“你们毕竟年轻，遇事总是一厢情愿，只往好处想，不知道这大清国的事情，办起来实在太难了。你爹虽然官职低微，一辈子也饱经宦海沉浮，几十年我跟着他担惊受怕，世事见得多了……”老太太说起往事，便心潮起伏，胸中泛起无限伤感，“有些话，我本不该当着晚辈说，可你们也该心里有数，自从咸丰爷晏驾，大清国的皇上已然换了两回了……”

说到这里，老太太又迟疑地住了口。

“娘，我知道，”易君恕说，“同治、光绪这两朝，朝廷的权柄都握在皇太后手里，没有皇太后的懿旨，国家大事皇上也难以作主。父亲殉国的那年，北洋水师与日军浴血奋战，皇太后仍然在颐和园天天宴乐……”

“你既然都知道，怎么还这么糊涂啊？”老太太叹了口气，说，“李鸿章是皇太后的人，甲午年丧师辱国，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还不是杀头之罪？可是他还是稳稳地保住了相位，乙未和谈，签了《马关条约》，又怦然成了功臣，入阁办事，大权在握。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来头的，连皇上都未必奈何得了他，更不要说你这个平头百姓！”

老太太说出一番肺腑之言，易君恕和邓伯雄听了，都默然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