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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倚阑点了点头，不禁对这座荒丘肃然起敬，走下轿来，准备和易先生一起攀登。

“易先生，小姐，”阿宽指点着山顶说，“请看，那里就是宋王台！”

他们举目仰望，缓缓的山坡伸向坟莹似的山顶，最高处巍巍雄踞着一块庞然巨石。

林若翰一个人默默地吃过午餐，便立即到书房里，给卜力总督写信。

这封信很难写。要写得礼貌得体，决不可再出现什么礼仪上的纰漏。要写得情感真挚，如果充满了“外交辞令”，倒显得虚伪，会招致总督的反感。要写得文辞典雅，体现自己的学者风范，才不至于被当作一封普通的“公民来信”而不予重视。还要写得简洁凝练，总督日理万机，没有时间看长篇累续的私人信件，如果写得啰哩啰嗦，可能不等看完就被扔进字纸篓里去了，那就前功尽弃，还不如不写。但要达到这几项标准，却又决非易事。开了一个头，看看不行，被否定了，重新写起。写了一半，再次被扯掉。要么严肃得过了头，像哪位外国驻港总领事发来的“照会”，这当然不行，一名老百姓没有资格跟总督来这一套；要么谦早得过了分，像信徒跪在上帝面前的祈祷词，这更不行，总督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在神的面前自己和总督是平等的，何必这样低三下四？一封信扯了又写，写了又扯，如此反复数遍，面前仍然是一张白纸。

林若翰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怜！二十多年前，他几乎是以受宠若惊的心情去觐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得到的却是一番漫不经心的嘲讽；今年夏天，他毛遂自荐上书光绪皇帝，替岌岌可危的大清国指出一条出路，翘首以望等待了许久，竟没有等到一字批复，直到政变发生，希望彻底破灭；政变之后，他心急如焚地去觐见驻华公使窦纳乐，为大英帝国谋划远东政策，受到的却是不冷不热的应酬，窦纳乐并不需要他这位高参。人的尊严一次次遭受打击，中国官僚、英国官僚都没有给他任何面子，如今又要委屈自己去巴结一位刚刚上任的总督吗？如果说，他曾经在政治上有所“抱负”，那么政治已经让他尝够了苦头，自己年将六十，既没有得到中国朝廷的顶戴花翎，也没有得到英国王室的勋章爵位，甚至连香港的太平绅士都不是，还不如迟孟桓的老爹，那个疍户出身的华商！

一想到迟孟桓那双贪婪的眼睛，老牧师的心脏就一阵绞痛。香港开埠以来，华、洋界限壁垒分明，等级森严，但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却给华商提供了一个异军突起之机，他们善于理财，熟悉中国内地商情，又与海外华侨声气相通，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港这一优越条件，与中国大陆和海外开展贸易，甚至以低于欧洲竞争者的价格将大批中国货物投放英国市场，又以低于洋商的价格向香港居民提供英国商品。打破了洋商独霸香港的一统天下。而今，香港最大的地产主是华人，香港外国银行发行的通货极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香港政府税收的百分之九十来自华人，少数华商巨头迅速崛起，成为左右香港经济命脉的不可忽视的势力。在取得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之后，他们又觊觎政治权利，中环欧人居住区的界限被突破，港府的《华人归化英籍条例》使一些华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当起了英国人，少数华人领袖相继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太平绅士，已经使欧人社会深感不安。往日，林若翰对这些并没有给予特别注意，如今，当太平绅士迟天任之子向他发起了猛烈进攻，他才突然感到自己竟然难以招架了！迟孟桓有恃无恐。凭借的是什么？一是雄厚的财力，二是政治资本，而这两样都是他林若翰所不具备的，老牧师纵使想在坎坷的“仕途”上激流勇退，老守翰园这一“私人城堡”，怕也守不住了，他必须为自己的余生，为爱女倚阑的前途殚精竭虑，谋求一条生路……

给总督的这封信还是要写。总督是女王陛下在香港的惟一代表，统治二十五万居民的独裁者，他不依附于总督，还能依附于谁呢？

林若翰极力使自己浮躁的心情安静下来，俯下身去，从字纸篓里把那些作废了的信槁再捡起来，揉皱的理平了，撕破的再拼起来，从中寻找尚可利用的字句。可惜没有，那些废槁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只配扔掉，必须另起炉灶，继续苦思冥想每一句话应该怎样措辞。

突然之间，灵感袭来了，一个全新的构思涌上心头：一切对总督的赞颂之辞和自己的效忠表白都是多余的，这封信只需要对新总督的就任表示祝贺就可以了，然后附上自己的著作，作为赠送总督的礼物，也是最含蓄、最得体的自我介绍，哪怕总督只是随手翻一翻那些煌煌巨著，就会对他这位资深的牧师学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