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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许多作家都亲身体会到的。

有了“框架”，以后的工作相对集中了，但仍然十分繁复。书中的中心事件和许多细节，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多数人物也都是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比我出生之时还要早将近半个世纪，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亲身经历、亲自体验，惟有让岁月“倒流”，让自己“退回”到那个时代去，在史料和史迹中感知我所要表现的历史。对于香港那片土地，我不能说很“陌生”，但也不敢说很“熟悉”，即使长期生活在香港的人，要把上个世纪的人和事都说得明明白白，也非易事，毕竟“人生易老天难老”，百年之间，香港的变化太大了，站在中环的摩天楼群之中，哪里还能看到当年香港的影子？港督府在修建之初，依山面海、居高临下，曾是全岛最为显赫的建筑，如今则成了高楼之间的“诛儒”；今天的德辅道、干诺道，当年则曾经是大海。如果站在“骆克道”上拦住行人，一一询问，相信绝大多数人不知“骆克”为何许人也。为了在书中“恢复”特定时期的香港旧貌，我小心翼翼地进行考证，一条街道，一座建筑，一件器物，一个名称，都不敢有些许马虎。对于那些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想方设法寻找有关他们的资料，只言片语也不肯放过，广泛搜集，仔细查证，力求详细、准确。即使在书中虚构的人物，也必须把他或她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出错。传世元散曲有一首《高祖还乡》，写的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平定英布之乱后“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往事，通篇模拟他家乡一位农夫的口吻，对当年无赖、今日皇帝刘邦的威仪，冷眼旁观，热讽冷刺，写得俏皮泼辣，活灵活现，但末尾一句“改了名，换了姓，叫什么汉高祖！”出了问题，“高祖”是刘邦死后的谥号，在他生前是绝对不可能使用的，只因这一句话，把通篇的历史感破坏殆尽。此类纰漏在当代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也常有发现，恕不举例，因为我的用意并非吹毛以求他人之疵，而是提醒自己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这样的错误。这当然很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常常有张冠李戴、互相矛盾、是非颠倒、语焉不详等种种现象，需要反复地分析比较、去伪存真、纠谬勘误、拾遗补缺，而由于香港长期处在港英统治下，有关抗英斗争的史料则大量湮没，需要深人民间走访寻觅，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其难度可想而知。我非常感谢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许多同胞在这项工作中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协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获得大量创作素材，特别是埋没在民间的关于抗英斗争的史实和人物资料，那是在图书馆、档案馆都找不到的，因而更加珍贵，为本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我没有在这里将曾经帮助过我的同胞们、朋友们的名字列出，一一鸣谢，因为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有些为我带路的好心人，帮我查找资料的图书馆管理员，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也难以开列齐全，但我从心底里感谢所有的同胞和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问世将是不可能的。

《补天裂》是一部历史小说，史料的搜集、辩识、论证不是工作的结束，而只是它的开始，历史小说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却又不能仅止罗列史料，它必须以人物和事件去打动读者，以期达到读者和作者对历史的共识。艺术虚构是小说的基本手段，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而在历史小说中，虚构又决不能超出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这便是创作者最难解决的难题。在本书中，凡重大事件、重要情节，凡采用真实姓名的人物的重要言行，我都力求做到有所依据，因为我写的是历史，要对历史负责，要对读者负责，不能愧对历史，失信于读者，写出每一个字都觉得手中的笔很沉重。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史料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任何史料都只是历史遗留的部分痕迹，而不是全部。即使距离我们年代很近的、生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并且运用多种手段有意识地积累与之相关的文字、图像、实物资料的历史人物，也不可能把他一生所有的信息都毫无遗漏地保存下来，再“完整”的史料也是不完整的，研究者对历史的求索是无穷无尽的，也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因此，无论史学著作还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要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作者只能尽可能准确地接近历史、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历史永远是今人眼中、心中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还原”历史，不但做不到，也失去了历史的意义，有谁愿意回到秦始皇时代去做一辈子“黔首”？有谁愿意回到十九世纪的香港去当一回苦力？死去的历史的价值在于对活着的人有用，所以历史才活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心里二《补天裂》的书名出自中华民族一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