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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历史，别人问我戒烟的经验，我就先问他愿不愿意找一份从早干到晚，上班的地方又不可以抽烟，而且时时刻刻都忙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作。也许只有在香港才会有这样的“非人”环境，我若不从内地移居此地，今天可能还在抽烟，甚至更加厉害。另外还有一点，香港住的地方一般都比较狭小，对我这种抽烟的“一家之主”相当不利。回想起来，我的戒烟，还是从家里开始的。一家三口，就我一人抽烟，另外两位就算不公开反对，看到你抽烟时皱起眉头，或者打开几扇窗子，你也会感受到心理的压力。平日上班，几乎每天都要半夜回家，不会再抽烟，大家相安无事。到了周末在家时，不能不顾及她们的态度，只能少抽烟以至不抽烟。一个周末才两天，“熬”过去还不算太难，碰到过年或者圣诞节放大假，那就要整整一个星期“节烟”。能够做到这一点，进一步戒烟就有了初步的基础。说到底，成功戒烟的最大动力一是怕老婆翻脸离婚，二是怕女儿离家出走，三是怕被老板炒鱿鱼。其他甚么为了自己健康啊，甚么奖励活动啊，甚么保护环境啊，甚么节省金钱啊，烟瘾上来时统统不会有用。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抽了几十年的香烟，老婆为他算了笔账，说是他这辈子花在烟上面的钱如果买手表（那时买只手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以把两只手臂都戴满。他回答说：别人不抽烟，我也没有见到谁有那么多的手表。”老婆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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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运”比香港“地铁”多点文化

2001年7月

这次暂不写上海，不写内地的事情，原因是最近去了几次台北，回来又看到香港几个蛋头学者搞的一份狗屁“研究报告”，很想讲一讲台北地下火车“捷运”。那项“研究”的结论居然认为香港人特别喜欢排队，而且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热爱排队的程度超过美国人一倍，十足的胡说八道！任何人只要在香港住得久一点，根本不需要甚么研究，都会发现香港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乐意排队的人群之一；除非在强制排队而且有人管着的地方，像是银行、邮局或者办入出境手续等等，香港人绝不会心甘情愿守秩序等候。最好的例子是香港的地铁站台上面，都画上了一道道排队等候上车的黄线，当中还特别留下让人出来的空档，可是你每次搭乘地铁到站时，哪一次不是被挤着要进车厢抢座位的人堵在车门口？而最近在台北坐了几次地铁，却发现那儿的乘客才是老老实实排队上车的。不仅如此，在所有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面，几乎所有的人，不管老少，都很自觉地靠右边扶手站着，留出旁边的空间让赶时间的乘客走动。香港地铁站里本来也应该如此，但就是有那一对对的恋人、一伙伙的学生、一窝窝的“全家福”，还有那些三五成群的菲佣，总是理所当然地把全部空间都挤满。看来台北的普通老百姓要比香港人文明一点，香港人则比台北人自私又自大。在台北，地铁车厢里面听不到“港式”的大声喧哗，也见不到年轻的父母只顾自己说话或看报，听任孩子一旁胡闹，肆意骚扰其他乘客。香港人本来就喜欢在地铁里面高声讲电话，旁若无人；近几个月，我发现他们在搭地铁时又有了新的娱乐方法，即一首接一首播放手机里面的“来电乐曲”，真不知道是因为实在好听还是无聊至极。香港地铁车厢里面能够打手机，算是领导世界潮流；台北的“捷运”系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预计年底就可以全线接通无线电话。为了预防车厢里打手机妨碍他人，破坏“搭车环境”，台北“捷运”公司已专门制订了《车厢内行动礼仪》，要求乘客打手机时一要“轻”，轻轻细语，降低音量，二要“短”，长话短说，三要“简”，车厢内尽量使用简讯传送。另外，在四个“捷运”车站里面试行电话禁音区，在三列火车上面把第一节和最后一节车厢定为禁音车厢。香港的地铁公司可曾想到过？台北的地铁叫做“捷运”，可能是当今世界上建造时间最长、耗费最巨、黑幕最多的地铁工程。由于许多地方采用“开膛剖肚”的方法，又是几条线路同时动工，台北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都处在所谓的“交通黑暗期”，老百姓苦不堪言。但建成之后，捷运”不仅已成为台北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形成一种与地面上的台北市很不一样的“地下台北”。作家龙应台受市长马英九之请，出任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她最近在文章中谈到台北市的蜕变时特别指出：台北市地面上的街道壅塞不堪，人行道被机车（电单车）盘踞，骑楼被流动摊贩霸占，人们要在排放废气的车牌缝隙里穿梭。而地面下的台北却是个干净有秩序的环境，没有乞丐、没有嗑药族、没有娼妓、没有醉汉，甚至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