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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和经济发展。董建华的报告抓住了这些重点，得到舆论的普遍支持，而他在报告中表示要帮助数十万个家庭购买住宅并为首次买楼的人士提供六十万港元（约合八万美元）的低息贷款，也成为多数香港报章的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回归后的香港面对着一大堆难题，有远虑也有近忧。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因为过去十多年香港“夕阳政府”既无心又无力去解决经济转型带来的新课题，英国人“借来的时间”已近尽头，借来的土地”就要归还，中英政争更使一切事务都高度政治化，许多关系到香港人切身利益的民生、教育、劳工、就业、老人、住宅、新移民、环境等问题，跨越九七的基本建设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方向，都被冻结起来留待特区新政府去伤脑筋。而今，董建华和他的政府要着手解决这一大堆事情，就须在远虑和近忧之间寻找一条合理的、符合最大多数香港人利益的途径。他可以把政府的储备慷慨地用于改善民生，以获取受益者今天的掌声，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力图把香港社会的注意力引向未来的新纪元，把提高香港竞争力作为求取社会发展繁荣及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更加需要“跳出过去思维方式”，以新的时空观规划未来，充分发挥香港的潜在优势。如果中国有希望在下一世纪成为东半球最强大的国家，香港就应该成为东半球最繁荣、发达的国际大都会。香港人若只是着眼于“近忧”，那就有可能如董建华所说，变得“被动守成而安逸平庸”，把握不了国家振兴与世界发展潮流带来的机遇。与亚洲其他三小龙相比，香港在经济转型方面起步迟了许多。但回归后的香港，却有着许多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除了运行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法治体系，除了已经奠定的国际金融、货币、航运中心地位，除了雄厚的财政储备，香港更有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发展的独特背景作支持。当“借来的土地”已成为自己的土地，借来的时间”只不过是英国统治的“大限”，香港完全应该凭借自己的强势，利用香港与中国内地融合而产生的新能量，做出他人想做而做不成的大事业。董建华的首份施政报告达到了这种要求，实而不华，并一扫保守、自卑的心态。在具体决策方面，董建华把推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特别是交通运输项目，作为带动香港再起飞的龙头。以香港的财力，要完成这些工程并不难，只是以前耽误了时机。交通的脉络畅通了，被视为香港最稀缺资源的土地，也就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住宅等民生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另外，特区政府将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中小企业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包括设立“第二股票市场（创业板）”和加强推广资讯科技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董建华把开发人才资源、改善港人素质作为提升香港竞争力的关键，把进一步加强中西文化交融作为提升二十一世纪香港的国际地位的一大优势，达到英治时期不可能有的最大格局和最高目标，令世人看到“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确有能力做出过去无法想象的成就。有人担心，董建华为香港提出如此雄心勃勃的全面规划，会不会同英国人的“积极的不干预”施政原则背道而驰。但英国人治理香港以“积极不干预”为标榜，首先因为香港乃是它的遥远殖民地；而且，到后来所谓“不干预”变成了无所事事和不负担责任的借口，董建华和特区政府当然不可能继承这样的施政方法。既然香港人在英国管治时不可能做成大事，就应该比英国人更有眼光和智慧，扬弃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殖民统治的一切遗产，从而创造新香港的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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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浙商”，不见“港商”

2005年10月

前不久到中越边界广西一侧的东兴市采访边境贸易，发现在这个人口刚过十万的小“市”里面，居然有一万三千个浙江商人在做生意。因为来自香港，当然要问地方官员：　“这儿有没有香港商人？”很少见到。”回答颇令人失望。街头有几家店铺，牌子表明它们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也许其中也有香港资本的公司，但远远比不上浙江商家的气势。浙江省的两大小商品市场，都已经在东兴建立了分市场。绍兴商家聚集的纺织品市场形成了“一条街”，前后投资三亿多，共一千余人，来得早的已有七八年，甚至在东兴结婚生子，买地建起住宅楼。投资一亿元刚建好的义乌小商品贸易城里面，来自台州的商人最为活跃。他们一面把浙江出产的日用品销往越南，一面又把整整一层楼面变成越南红木家具批发中心，吸引了一批越南商人前来设摊位。我问贸易城老板“这么大的投资是否收得回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