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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当时北大教员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这样的年龄正是思想最为活跃的阶段，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一代名家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正是有了这批教授与学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火才能熊熊燃烧；正是这批教授和学生，日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脊梁。而将这些人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蔡元培所独有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教育思想。

国学不厚焉能领袖群伦？

“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蔡元培名列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质疑，说人们在选出蔡元培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他的《中国伦理学史》，而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业绩。此话道出了一半的真理：正是教育上的大成就掩盖了蔡元培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真理的另一半是：蔡元培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他在文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及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度的思想家。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领袖群伦，兼容并包，开一代学风。

文人是最难征服的。蔡元培能请来新旧两派的大牌教授到北大任教，同时接受他的领导，首要条件就是在学术上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

蔡元培自幼聪慧，5岁入家塾读书，像他的祖父一样，蔡元培每天都要复习到深夜，母亲周氏常常不辞辛劳地陪着他。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他的六叔铭恩铭恩不仅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使他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在王子庄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蔡跟着王修行了4年，思想上受其影响很大。蔡元培说自己20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然与王推崇宋明理学密切相关。他后来走向反清革命道路，主张民主共和，也同他所受的有关刘宗周、吕留良、曾静等明清之际反清志士的熏染不无关系。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最初的兴趣在辞章，以后又转向考据与训诂，在小学、经学、史学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

20岁那年，蔡元培被介绍到绍兴的藏书大家徐树兰、徐友兰家，为徐氏子弟伴读并校勘典籍，历时4年。蔡在徐家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还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

多年来对国学所下的苦功，使蔡元培能够在科场游刃有余，连试皆捷，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翰林院庶吉士，28岁补翰林院編修。

26岁那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西方的“新学”开始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蔡元培一方面开始读西方的书籍。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著作如郑观应的《醒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表目》，汤寿潜的《蛰仙危言》等，也成为他的必读书籍。

为了近距离地研究西学，蔡元培于1903年想赴德国留学，但因经费问题直到1907年才成行，至武昌起义后回国。在德国，他先花了1年多时间在柏林学习德语，后入莱比锡大学学习3年。3年间，他一共修课37门，侧重于哲学、哲学史、心理学、文化史和美学，这直接促成了他后来对中国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的研究。

听课之余，蔡元培翻译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被国内许多大学作为伦理学教科书。此外，凭借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蔡元培还撰写了《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该书是我国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蔡元培在学界的地位与这两本书的出版有很大关系。

中西合璧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在北大的成就，离不开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究其根源，这一方针乃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

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