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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很爱国，实际上，认为别人脑子有问题的人，大多自己会被别人骂神经病，而随随便便把别人当傻瓜的人，通常自己才是傻瓜。

如果一个人，连什么叫批判精神都搞不懂，别人指出问题，不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总喜欢指责提出问题的人是抹黑中国，这那是正常人的思维呢？一个不黑的东西，别人说几句话，就可以抹黑吗？历史上，只有像赵高那样的强权者可以指鹿为马……”

阮忠枢说：“鲁迅第一篇文章影射你是秦始皇，这一篇回应的文章，又骂我是指鹿为马的赵高，是可忍孰不可忍，请大总统马上罢免他教育部副部长的职位，严惩不贷，否则人心就乱了！青年人的思想，就难以统一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教育部很多老同志，也早就看不惯鲁迅的所作所为了。”（未完待续）

第二章　太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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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枢要求宋骁飞罢免鲁迅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宋骁飞很为难。当时，北京城已有一些出身贫苦家庭的青年学生，因为力挺鲁迅和社会不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1910年的中国，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

宋骁飞知道，这次从鲁迅文章引发的骂战，到学生走上街头，都只是国内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中国经济虽然每年都高速增长，但社会不公的现象却日积月累，国富民穷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1908年爆发世界大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现在，战争结束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一大批帝国的元老，也相继病逝，可以说国内的政治到了更新换代的节点，民众对政府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从1895年起，总统宋骁飞和内阁总理盛宣怀大力推行各项政府改革，后来的财政总长席家栋也很懂经济，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之低，不是宋骁飞这个雄心勃勃的大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所能决定的。同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一样，中华文明的转型比较慢。中华帝国继承下来的晚清帝国，总的来说是贫困和落后的，民众愚昧，旧官僚阶层腐朽守旧，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乡绅地主仍掌握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命脉，直到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

宋骁飞熟知后现代的历史，明白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带来国家的现代化。即便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上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数来数去，也就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以色列。那些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叙利亚、利比亚。要么政治经济皆失败，要么穷得就剩钱了，现代政治文明一塌糊涂。整个中东几乎就是一个坐在石油上的火药桶，成为整个世界动荡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威权政治。缺乏和平的政治博弈机制，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造成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动荡。

所以，尽管刚开始推行开明**，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宋骁飞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一直谨慎推行。1910年，作为国际上的超级大国，还有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宋骁飞的权力如日中天，远超欧洲那些虚位君主的甚至父辈们祖辈们，连美国总统也望尘莫及。但他还缺什么呢？他的多数人民，还是和以前那样守旧落后。尽管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雄起，让数千万中国人先富裕起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对宋骁飞这样一个有大抱负的总统来说，多数人民的命运，必须被改变，越快越好！

在过去。对于国家现代化和进步的强烈愿望，大总统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中国人民惯于对于权威顺从、缺乏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前现代社会。大大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宋骁飞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宏大的“社会革命”。

比如中国迅速扩大了全民教育，全民医疗等社会福利的规模。对于一小部反对“社会革命”的保守势力，宋骁飞则利用军警对他们实施了镇压。这些重要的“社会革命”包括土地改革、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持股分红、妇女选举权、乡村扫盲等，一直持续到1910年，包括二十项改革计划。

这些社会改革实施以后，加上此前的工业积累和战争刺激的需求，中国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确实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从1895年到1910年，中华帝国就像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之后的中国。短短十几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也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搞技术封锁，中国积极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还有顶尖人才，经济多年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中国各地迅速进行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