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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国歌舞盛宴不断、时有韶乐可闻的时候，秦国的音乐又是怎样的？说来今天的人不会相信，记载中堂堂的君臣宴饮歌舞，竟然是击着瓦罐拍着大腿，和着它们的节拍唱起来跳起来而已。可是这些参加宴会的人感到简陋了吗？非但没有，还照样处于兴奋激越和陶醉之中。按理说奢华之风是极有浸透力感染力的，从东往西一吹，几十年过去，咸阳人也就会扔了瓦罐的。可是事情远没有那么容易，在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一切也就尤其理性整严，农业立国的保守性和坚固性，海风是难以吹进去的。

秦国在节制享乐的同时，精力财力也就更多地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改进农业和加强国防两个方面，用了极大的力量。商鞅是一个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封建理性主义者，考虑问题始终围绕了怎样强大秦国这个中心，从不分散注意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兴亡的周期的局部，世界上还有什么会比实用主义更有力量？实用主义的切近性通俗性，都决定了它是最强有力的。特别是它的通俗性，可以使上到君王下到民众的迅速接纳和理解，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尽快从中得到实惠。对比更辩证更复杂更长远的战略筹划，实用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成本就要小得多了。

实用主义的反面是高瞻远瞩和华而不实，是近利远收和全局筹措，是瞻前顾后和情理双赢。比如同期的齐国正是威宣盛世，奢糜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富得流油并且因此傲视天下，不要说王公贵族，就连跻身临淄城的普通市民都极不谦虚，沾沾自喜，仿佛成了天下最阔绰最时髦的臣民了，其他地方都土得掉渣。这种情形，那个叫苏秦的燕国使者观察后有过一段美文，它将其好好描述了一番，其中有一句说临淄市民：家家都有多年积蓄，财富充实；人人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即所谓的“家敦而富，志高气扬”。有了这样的城市与这样的市民，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由不得个别智者的筹划了，它会固执地沿着自身的轨道往前滑行，最终到达一个可怕的地方。

齐国养士成风，建立有稷下学宫，那里集中了天下各种流派的大学者，又怎么会缺乏满腹韬略和眼光高远的人物？问题是这时候的齐国有了钱也有了势，已经极不冷静了，逆耳之言一句也听不进去。就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大国矗立起来，国中还有一些富可敌国的王公贵族，这些人挟潮流之勇，是很能藐视礼法和成规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仅孔子不能久留，后来连孟子也要离去，再后来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消失了。虽然稷下学宫还在，但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变质了，不过是一个国家的花边、一种用来观赏的点缀品罢了。这时的稷下学宫与刚刚建立的时候，规模上看也许并没有太大的衰减，但内容上却早就掏空了。

这期间很快活跃起来的就是那些纵横家了。他们积极在两个大国之间游说，不是主张合纵攻秦，就是设法连横，打破这种联合，以便让秦国各个击破。反正有点像下棋一样，这时对手倒没有看棋的人焦急了，这些人没有观棋不语的雅致，恨不得纷纷上去移动那些棋子。站在齐国的立场上看，那个张仪也就不义了，他本来是魏国人，竟然入秦做相，将许多人辛辛苦苦做成的对秦国的包围圈打破，最后连横成功，让秦国在大国搏弈中胜了关键的一局。在秦国发展扩张的历史上，可能张仪的功勋仅次于变法的商鞅。

西方的秦国经历了商鞅的强盛之期，又有了后来张仪的连横功成，已经是一个雄踞西部的不折不扣的大国。而东方的齐国因为远离了秦国与其他诸侯国频频争夺的战场，有了更多喘息的机会，也就迎来了最后一个繁荣期。这种繁荣似乎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奢糜的物质主义也就大肆泛滥起来，如火如荼，达到了空前的境地。就此，齐国也即将迎来一个盛极而衰的历史阶段，走到自己命运的拐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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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强国之道还是祸国之道？

（见原书第六章之《冰冷的实用主义》）

终于说到了商鞅。这个因变法而强大了秦国，从而名闻天下的一代名相，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言说“儒家”“法家”成风的时期，有人就尤其推崇商鞅，大概也想在新的时代效法这个变法者，推行一种现代的严厉吧。商鞅的崇高地位是由变法而确立的，新法施行的结果就是让秦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盛。但是那个时期的秦国，有人非但不感激商鞅，而且还充满了仇恨。结果一代名相死